陈彦颖, 曾雪
中国科学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发生后,公众的焦虑、抑郁和愤怒等消极情绪几乎立即增加,积极乐观的情绪及生活满意度在下降[1]。这种情况被称为心理危机状态。美国心理学家杰拉尔德·卡普兰(Gerald Caplan)曾提出:“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保持一种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平衡和协调。当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变化使个体感到难以解决时,平衡就会被打破,内心的紧张就会不断积蓄,继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即进入一种失衡的状态。”[2]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公众的生活常态,公众在面对高传染性疾病时,可能会产生焦虑、抑郁或恐慌的情绪。后疫情时代公众的生活虽然正逐渐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中产生的心理问题依旧存在,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干预,很可能对公众的未来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已在多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2020 年 1 月 31日,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组建的全国“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干预平台”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正式开通;
2020 年2月12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牵头研发的在线战疫心理支持系统综合平台——“强肺心理支持系统”正式上线,可为公众提供全面、系统、专业的在线心理支持。此外,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在阿里健康、好大夫等互联网平台上为公众提供咨询服务。这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还会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上撰写有关心理疏导的文章、开通视频直播等,向公众普及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缓解公众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对公众进行心理疗愈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如何建立全面且能满足公众疫后心理疗愈需求的系统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总结当前心理危机干预中面临的问题,以“艺术疗法”为心理介入手段,在“互联网+医疗”背景下构建面向公众的疫后线上心理干预新模式。
心理危机干预又称心理危机介入、心理危机管理或心理危机调解,即对因各种突发的自然、社会或个人重大事件而引发的情绪、认知与行为严重失衡状态的个体进行干预。在这一方面,英国、美国等国家已建立了心理危机干预程序,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我国在近几年才开始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也面临诸多问题。
第一,资源和人力方面。心理危机干预需要由专业人才来实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受影响的人数众多,相关的心理危机干预人才却十分有限。虽然近年来我国持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心理辅导员的人数在逐年增加,但数量仍太少,无法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的需求。
第二,轻度心理疾病在准确诊断上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封锁隔离和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很多患者处于焦虑和抑郁的状态。这种轻微的焦虑和抑郁,虽然并没有在医学上确诊,但长期存在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开展远程心理干预的难度。患者的心理评估和精神状态检查最好与医生面对面进行,仅视频通话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诊断和治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远程心理危机干预成了减少接触的必要选择。因此,如何将线下诊疗的流程和工具移至线上,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完整的心理危机干预流程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仍需进一步探索符合实际的、灵活的、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
“互联网+医疗”是国家积极鼓励发展的业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将传统医疗行业与互联网相结合,创新出新的医疗模式,满足公众足不出户即可就医的愿望。“互联网+医疗”通过整合互联网技术和传统医疗服务,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与资源整合优势,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提供多元、个性的就医服务方式。
互联网医疗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医疗”的业务模式逐渐发生转变,从B2B(医药企业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转变为DTC(医院和医生直接面向患者)和B2B2C(在线诊疗平台连接患者和医生)。我国“互联网+医疗”的业务模式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相应政策的出台、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以及近年来互联网商用化的加速,“互联网+医疗”的业务模式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下医疗受限,越来越多人选择“互联网+医疗”的业务模式。“互联网+医疗”不仅有效减轻了医院线下工作的负担,缓解了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而且直击“避免接触”这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医疗的痛点问题,消除了交叉感染的危险。在可预见的未来,“互联网+医疗”将呈现出常态化发展趋势。
“互联网+医疗”在心理疾病的治疗和诊断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优势,可以弥补目前国内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不足。从社会角度来看,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且不同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互联网+医疗”可以有效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患者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增加的矛盾。整合社会资源,降低医疗成本,在满足患者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价值链的重塑。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服务有利于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在减轻医院救治压力的同时,也降低了传染性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从患者角度来看,心理类疾病患者较注重隐私,往往不愿主动倾诉病情,加之对病情不够了解,最终使病情加重,酿成悲剧。“互联网+医疗”是通过智能终端实时监测和跟踪管理来满足用户快速获取医疗资源的需求,且具有较强的隐私性,消除了患者的顾虑。从医院角度来看,心理疾病患者需要长期的病情管理,需要随时更新病情进展和治疗方案。“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在实现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和远程会诊等服务的基础上,结合Al(人工智能)大数据形成个性化服务。医生在每次问诊时可以随时调取患者的病历资料,了解患者的病情,极大地提升了医生问诊的效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心理危机干预可能是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等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案。
艺术疗法是将艺术视为治疗某些疾病以促进康复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艺术被认为具有治疗的力量。自艺术诞生以来,就起到适应人类精神生活、缓解体力劳动和心理压力的作用。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不自觉地得到解脱,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发泄[4]。例如在医学中,文学、阅读和写作对医生处理病人的疾病和死亡有着极大的贡献。1942 年,英国艺术家亚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正式提出“艺术疗法”概念[5],并开始从事相关工作。与此同时,玛格丽特·纳姆伯格(Margaret Naumburg)开始称她的工作为“艺术疗法”,这是“艺术疗法”首次作为专业术语出现。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对艺术治疗的定义为:“利用艺术媒介、艺术创作过程和当事人对所创作艺术作品的反应,实现对个人发展、能力、个性、兴趣以及内心关注点与冲突点的反思服务。艺术治疗提供了非语言表达和沟通的机会。”[6]目前,“艺术疗法”在欧美地区已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主要手段,在我国,“艺术疗法”是近十年左右才开始兴起的,目前“艺术疗法”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主要有两种应用形式。
一是在诊断和决策阶段,使用艺术作为医患沟通的媒介,辅助心理疾病的诊断。艺术具有交流属性,可以有效提升医患沟通的效率。在艺术作品中,身体和心理的倾向以及心态的变化都可以浓缩为视觉形式。在治疗决策过程中将艺术作品作为沟通的媒介,有利于发现潜在的接触点[7]。德国精神病学家弗里兹·摩尔(Fritz Mohr)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设计了一种用于研究精神病患者的绘画实验程序,试图将这些绘画与精神功能障碍的具体类型关联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弗里兹·摩尔预先设计了许多基于视觉的心理测试,有些到现在还在被使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严虎将画树测验应用于青少年患者的抑郁症筛查工作中[8]。患者被要求在一张A4纸上画一棵果树,医生通过患者在画树测验中的表现特征,结合回归方程判断其心理状况和抑郁程度。
二是用艺术疗法进行心理干预,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吉姆·兰茨(Jim Lantz)用艺术介入存在性家庭的创伤治疗中,在治疗过程中,艺术可以帮助儿童及其父母掌握、诉说他们的创伤经验和创伤痛苦,并利用治疗关系,帮助受创伤的儿童及其父母将被压抑的情感、记忆、问题和冲突从无意识层面提升到意识层面[9]。近年来,一些医院也开始将绘画等艺术疗法作为支持心理治疗的手段。浙江省余姚市人民医院的谢宏玲在剖宫产术后的产妇中使用团体表达艺术治疗,以帮助她们调节产后的负面情绪[10]。患者被要求参与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宣泄潜意识或意识中压抑的情绪。
综上所述,欣赏艺术作品可以帮助受情绪困扰的患者表达内心感受,可用于心理疾病的辅助诊疗,帮助患者进行心理重建。将“艺术疗法”作为手段融入“互联网+医疗”新型心理危机干预模式中,可有效提升相关心理疾病的诊疗效率。
线上医患交流是互联网医疗的核心阶段,本研究希望提供一种医生和患者之间交流的媒介与工具,以便进行远程心理治疗,延展医疗服务的场景和边界。
心理危机干预的关键对象主要包括:(1)确诊或疑似感染的隔离患者;
(2)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居家隔离群体;
(3)直接与确诊患者接触的医务人员;
(4)确诊患者的家庭看护人;
(5)老年人、儿童和孕妇等弱势群体;
(6)普通民众。本服务模式主要考虑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其突发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和扩散性等特征容易使公众产生恐慌情绪[11]。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众的生活随之调整,政府建议公众居家隔离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线上办公、线上学习全面铺开。全国各地都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变化,人们的心理状态随之发生变化,这些被动的变化往往具有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使人们心理疾病的发生率升高。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居家隔离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来源于网络与新媒体平台,信息更新快且真伪难辨。疫情的复杂多变态势令许多人产生自我猜疑和恐惧的心理,不少人因此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类人群数量较多,以目前的心理咨询规模,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同时,这些人患病程度大都较轻,适合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诊疗。
研究表明[12],公众心理状况随疫情的发展呈阶段性变化趋势。因此,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应迎合公众心理状态的变化,选择重要的时间节点展开。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分为 4 个时期:(1)恐慌期。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度感染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公众可能感到焦虑和紧张,导致抢购物品行为的发生。(2)防御期。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一时期得到控制,人们的恐慌情绪逐渐减少。公众从最初的焦虑情绪转变为抑郁,人际关系敏感,这是由居家隔离等现实压力引起的。(3)适应期。公众已逐渐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变化,开始积极生活。但疫情并未完全结束,各项活动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公众可能还需面对疫情反复带来的烦躁情绪,以及重新建立信心。(4)恢复期。公众的情绪和心情恢复至正常状态仍需一定时间。在此期间,适应性好的人可逐渐减少有害刺激压力的影响,直至消除。适应性差的人将进入衰竭期,损害他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功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心理危机状态的存在,使公众加剧焦虑、抑郁,以及出现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等症状。因此,一种易于获取的、低成本的治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种活动可以作为自我护理的情绪渠道。“艺术疗法”可以成为疫情期间处于心理危机状态下个人健康应对的工具。“艺术疗法”具有多种益处,包括减少孤独感和疏离感,尊重个人在表达中拥有自主性的内在需求,在压力大的时候为个人创造的一个表达出口而不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为参与者提供深刻反思。
事实上,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例如,隔离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利用食材创造和设计自己的食物,这作为一种“工艺美术”已成为普遍趋势。同时,也有居民自发组织开展阳台音乐会,以感谢医务人员的辛苦付出。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以创造性的方式应对这一未知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艺术活动可以减少公众的负面情绪。伦敦大学的 Hei Wan Mak[13]收集了疫情期间学生们居家艺术参与的情况,发现居家艺术参与似乎可以提升人们在封锁期间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土耳其的Shoshi Keisari[14]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一年的接受性艺术参与是否能作为老年人的心理资源。结果发现,高水平的艺术参与可以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产生的焦虑情绪得到有效缓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艺术对疫情中产生的相关心理问题具有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外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在线艺术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英国一个大城市的郊区成立了一个在线艺术治疗小组,为社区内的成年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该小组利用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流行病的共同经历,通过艺术创造减少社会联系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15]。再比如,加拿大一所小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学生开展在线艺术治疗,要求学生使用视频会议平台参与每周五次的绘画干预课程[16],在课程中,学生被要求画与恐惧、担忧、刺激有关的绘画,但也要以画表现他们的感受。以上措施均取得不错的成效。
“艺术疗法”可以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方式,通过自我表达的情感状态进行自我评估。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们接触外界因素越来越有限、社会交往被阻隔的时期,这种表达方式对应对创伤非常有效。因此,需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建立一个基于线上艺术治疗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要完成心理危机干预流程,需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系统中应包括心理干预团队在线艺术资源库、公众智能心理测评系统、数字化艺术治疗工具。
第一,建立专业的心理干预团队在线艺术资源库。心理干预工作的科学有效开展离不开专业团队的支撑,针对疫情开展的心理干预对专业团队的要求则更高。专业团队主要由心理干预和治疗方面的专家、艺术家组成,具有相关专业的能力和知识,能够帮助公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问题。他们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提供心理诊断服务、艺术干预,并引导个人获得相应的艺术资源。
第二,搭建公众智能心理测评系统。通过运用智能化辅助手段,对公众进行初步的心理评估。系统根据公众心理状况的严重程度,根据需要心理干预的优先级对病例进行排序。评估结果为心理干预团队是否进一步评估给出依据。结合评估结果,可以按需提供精准智能的干预服务。
第三,建立完善的数字化艺术治疗工具。整个治疗过程中依托标准化的艺术治疗流程,医生也可以借助各种数字艺术资源支持和干预艺术项目。数字化艺术治疗工具可以支持医生完成整个治疗流程的制定,在工具中直观地展现心理危机干预的不同阶段。在治疗过程中,包括可点击的视觉图表、支持导航,以及提供其他艺术资源。同时,所有的治疗内容都可以集合成心理危机干预模块,记录在患者的心理危机干预记录中。
心理危机干预流程构建了一个“医生—平台—患者”的服务模式,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在线上完成了从诊断到疗愈的全过程,实现了公众心理重建。整个服务流程包括诊断阶段、疗愈阶段、跟踪阶段和结束阶段。
1.诊断阶段
诊断分为人工智能的初步自评和医生的最终诊断两个程序。在初步评价中,患者如有抑郁或其他心理问题倾向时,会推送给医生做进一步诊断,便于制定后期治疗方案。在初步自评阶段,医生会提供心理健康基础量表,其中,包含患者身份、年龄、性别、躯体病史、精神状态,以及当前诉求等信息。通过心理健康基础量表,医生可大致推断出患者的心理状况。然后根据情况的不同,在诊断阶段的最后,医生还会提供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以及线上绘画模块作为诊断的辅助工具,帮助医生完成疾病诊断。
2.疗愈阶段
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制订治疗计划,可在治疗箱中选择相应的模块形成治疗计划,也可以独立添加治疗计划。每个模块包括一个治疗流程,涉及绘画治疗、沙盘治疗等艺术治疗项目,在治疗过程中会提供相应的数字化艺术工具箱。患者可根据治疗计划预约医生,或在语音提示下自主完成任务,后台会记录患者的治疗进度和治疗情况。
3.跟踪阶段
心理疾病是需要后续较长时间的继续疗愈,且会出现反复,在这一阶段,患者需要按照计划自主完成任务,定期使用汉密顿抑郁量表进行自测,指数偏高时会提醒患者继续就医。同时,系统内部也根据一些外用穿戴设备检测人体的基础指标记录患者的状况,定期生成心理健康报告,反馈给医生。
4.结束阶段
在完成治疗计划后,平台还会安排医生和患者进行线上会诊,若使用辅助诊断工具确定患者的精神状态已恢复正常,便完成了服务。
总之,本研究希望构建一个“互联网+艺术治疗”的心理危机干预新模式。在功能上,通过智能终端开发相应的艺术治疗模块,实时监测、跟踪管理,满足用户快速获取医疗资源的需求。同时,与医院合作,利用信息共享实现线上问诊,为医生提供辅助治疗工具,减轻医生负担。在整个过程中,整合社会资源,降低医疗成本,在满足医生和患者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价值链的重塑。
“互联网+”心理危机干预模式相较传统的心理治疗,可以降低患者的抵触情绪,增加互动性;
可以帮助医生快速形成治疗计划,借助工具箱完成治疗,提高治疗效率。此外,“互联网+”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还能够智能化实时跟踪病人,充分实现人性化和定制化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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