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徐浩《古迹记》摭谈

摘 要：《古迹记》是唐代徐浩所著的一篇书学理论著作，全文1800余字，文中对皇室收集二王法帖辑佚情况进行梳理，即唐太宗时收集颇丰，武后时散佚各地，玄宗时再聚再散。篇末举荐窦蒙、窦臮、徐璹，认为他们为鉴别古迹佳者。著作中涉及唐代屏风书、皇室与二王书风、裱背情况等，对今天及以后研究徐浩及唐代书法有较高的书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唐代;徐浩;《古迹记》;内容考证

徐浩（703—782年），字季海，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鉴藏家。他一生历经五朝，见证了玄宗开元盛世大唐的恢弘气象，于建中三年（782年）作古，享年八十岁，谥号定。徐浩子承父教，其父为徐峤，以书名显世。徐浩書法取法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张旭等人，上溯二王，世有“徐颜”相称，八分、楷书、行书兼善，以楷书最为著名。《新唐书》记载徐浩：“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书法至精，帝喜之。”[1]“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2]徐浩代表作有《不空和尚碑》《朱巨川告身》等，有著作《论书》与《古迹记》传世。

一、版本、成文背景与成文时间、文体

（一）版本

《古迹记》目前流传于世的版本有三，分别为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版、宋朱长文《墨池编》版与宋陈思《书苑菁华》版，三个版本内容之间略有不同，经笔者核对校勘，有30余处差异。《法书要录》版时间最早，在书中张氏仅记载其亲眼所见过的作品，可信度高，有说服力，故本文行文多依据唐代《法书要录》版。

（二）成文背景

徐浩主要活动于盛中唐时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经唐太宗李世民确立王羲之“书圣”地位之后，掀起崇王书潮。加上隋唐出现以“摹”与“拓”复制古代法帖方法的加持，经典法书得以走向大众，不再是少数人的藏品，众多平民开始参与到书法教育与活动中，并可凭借楷法遒美学优而仕，获得官职。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安史之乱的鼙鼓后，唐代国势走向下坡，高官贵族暴殄天物，大摆宴客，攀比所藏书迹珍品，因为不恰当的存放方式，以及战火损坏等不可控因素，大批法帖损毁。在集贤院任职的徐浩有感于此，遂操觚染翰上书《古迹记》。《古迹记》全文1800余字，记载了皇室收集二王法帖辑佚情况：唐太宗时收集颇丰，武后时散佚各地，玄宗时再聚再散。篇末举荐窦蒙、窦臮、徐璹，认为他们为鉴别古迹佳者。

（三）成文时间

根据《唐代书法家年谱》记载，《古迹记》写于德宗建中二年的辛酉三月，即781年，时年徐浩已79岁高龄。《古迹记》章末落款“建中四年三月日”（783年）[3]。《旧唐书》记载徐浩“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赠太子少师” [4]。二者时间有出入。文中徐浩荐举窦蒙、窦臮兄弟，是以文章定写于窦氏兄弟在世时，窦臮卒于769年之前，窦蒙卒于775年以后，故徐浩作文应于大历四年（769年）之前二兄弟在世时。但具体写于哪一年，笔者翻阅诸多古籍，尚未发现有关时间的记载，遂《古迹记》成文时间无法定论，暂付阙如。

（四）文体

《古迹记》这篇记文，根据记的内容与特点来划分，属书画杂物记。记为我国古代文体的一种，最早可追溯到《礼记·学记》，原本为一种记录语言编辑成册，以散句连缀成篇的书体，并非骈句。随着时间的推移，记逐渐从实用文章体裁演变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六朝时进入文苑，成熟于唐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5]可知记这一体裁运用甚广，记事、记人、记物、记景，记录内容纷繁复杂。唐宋八大家就创作了大量以记为名的文章，如：韩愈作《画记》《新修滕王阁记》;欧阳修作《昼锦堂记》等。作者在创作时，为了达到既定的效果，会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6]。徐浩向德宗奏记罗列前朝古代名家及所善书体、有关二王法帖的得失情况，记载从太宗至玄宗二王法帖装裱内府收藏的得与失，铺陈直叙，文辞简练含蓄，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

二、《古迹记》内容考

（一）唐代的屏风书

屏风是我国古代传统家具中的一种，一般陈设于室内显著位置，起到分隔、挡风、美化、协调的作用，装饰作用较强，与中式家具相得益彰，具有一种古朴雅致之美。书画屏风是屏风其中的一类，顾名思义，即在屏风上作书或作画。屏风书是书法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因其载体为屏风得名。屏风书由于形制、材质特殊的原因，易于毁灭，与题壁书一般，难以保存传承，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流传至今者甚少，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及少许中国画作品中窥见一二，尽可能还原屏风书发展至唐代的历史。

晋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对屏风书有过记载：“顾眄屏风书，如见已指摘。丹青日尘暗，明义为隐赜。”[7]屏风书在南北朝时已被用于装饰，梁简文帝在《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中云：“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8]其中就描写了做工精美的十牒屏风。

屏风书在唐时的运用十分广泛，唐初著名宰相房玄龄曾书家训于屏风上。《永乐大典》有过记载：“房玄龄屏风书古今家诫。”[9]空海于804年遣唐求法，806年学成回国，他携带了大量诗文及书法作品回国，返回前，宪宗李纯命空海补写屏风上的阙字。日本大同元年（809年），天皇进京不久就命空海书屏风一对《敕赐世说屏风书毕敬献表》，内容为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内容。唐太宗李世民的《屏风贴》写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四月二十二日，他挥洒笔毫于绢素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雄劲，有二王风度。《戏鸿堂法帖》收录之。高丽太祖王建御制的《兴法寺真空大师塔碑》，就是由流入高丽的太宗屏风书与书翰等作品集字而成，翰逸神飞，逸态横生。晚唐五代诗人韩偓（844—923年）有诗曰：“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10]其诗表达了对怀素奔腾驰骤、跌宕纵横的草书的赞美之情。《古迹记》记载：“至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勅赐二十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因大会贵要，张以示之。”[11]将书作装裱为屏风状，大宴宾客，炫耀藏品。唐时，屏风书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徐浩曾写四十二幅屏风书。《新唐书·徐浩传》：“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12]75782576-95D0-49D5-8584-9F952B7AC7DA

可见，唐代屏风书颇受时人青睐，在屏风上作书画，既能展现书家的艺术创作水平，又能体现收藏者的审美意趣，屏风作为一种高雅的装饰器具摆放于室内，也能美化居住环境。

（二）太平公主与《乐毅论》关系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军事强大造就了唐代，唐代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朝代，国家统一加速了南北书风融合的进程。太宗礼赞右军，并亲撰《晋书·王羲之传》，以帝王之尊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不遗余力地搜集二王法帖充实御府。他还在《笔意论》中谈其临摹王书心得：“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画，书之道也。”[13]可知在唐代，《乐毅论》为时人学习真书的范本字帖。《乐毅论》共44行，小楷写成，被历代评为羲之真书第一。

《褚遂良集》曾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九日奉敕出乐毅论真迹，并令冯承素摹写之，御赐于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征、杨师道六人，以是有六本精妙摹本在外流传[14]。徐浩《古迹记》记载：“太平公主爱乐毅论，以织成袋盛置作箱里。及籍没后，有咸阳老妪，窃举袖中，县吏寻觉，遂而奔赴，妪乃惊惧，投之灶下，香闻数里，不可复得。”[15]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唯一的女儿，武后认为太平公主很像自己，故太平公主倍受恩宠，权倾一时。太宗藏《乐毅论》墨迹于御府中不到百年，安乐公主与其他贵戚便分散了御府所藏书画，《乐毅论》为太平公主所得，后不复见。中宗时太平公主能见《乐毅论》，受大环境影响，崇尚王书亦成为时尚，太平公主亦不例外。徐浩在玄宗至德宗时的60余年内，掌度御府的法书鉴定汇集工作，故所记多可信也。

（三）唐代的裱背

唐代皇帝多次命大臣搜集书画墨宝于书库，收集到御府后进行鉴定，而装裱存放工作必不可少。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裱轴》中详细记载了有唐一代书画装裱形制材质等内容，是最早记述装潢的史料。徐浩在《古迹记》记载：“令访二王书，乃于滑州司法路琦家得逸少正书一卷，是贞观十五年五月五日扬州大都督、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进，其褾是碧地织成，褾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云‘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兼小王行书三纸，非常合作，亦既进奉。赐路琦绢三百匹，萧高一百匹，其书还出，令集贤院搨赐太子以下。” [16]我们可知签条的基本格式：天头颜色为青绿色，宽一寸，签条上写有一行字。历代装裱形式有别，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

平一龆龀之岁，见育宫中。切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拓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憶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褾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章草书多于其侧贴以真字楷书。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可有十余卷。记忆有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当时私访所主女学士，问其函出尽否？答云：“尚有未知几许。”[17]

可知唐裱背每函有二十多卷。轴头材质用镂空象牙，紫罗作为装饰，前朝梁时用青绫褾玳瑁轴。

书画装潢随着唐宋经济发展而发展到顶峰，过程繁多，材质考究，形式多彩，使得书画鉴赏更加艺术化，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法书名帖的重视程度之高。唐代在书画装潢上最大的发展与收获，是继卷轴之后，出现和运用了挂轴、册页形式，这标志着书画装潢三大基本形制已基本完成。[18]

（四）徐浩与窦臮、窦蒙的关系

窦氏兄弟二人望出扶风，善诗词歌赋与书画鉴赏。758年至760年，窦臮任范阳攻曹时，作赋文《述书赋》上呈唐肃宗李亨，以编年体体例对从古至今书家进行评价，其中亦包括徐浩。文章里涉及大量书法批评、鉴赏、收藏、书法史、书家小传等相关内容，秉笔直云，内容详实，文字简练，独步一时，体现了对当代书家的关照，而不是一味崇王尊王，针砭“唐尚法”所带来面目雷同、缺少性情抒发的书风。775年，窦臮对其弟著书意有未穷，故著《〈述书赋〉注》与《语例字格》，对《述书赋》中的审美词汇作进一步阐释。“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且褒且贬，还同谥法。”[19]发展至唐代，审美用词已大为可观，窦蒙则对书法用语进行详尽总结与注释，兄弟二人的著作可谓是划时代书法理论，大大影响了后来的书法品评观与理论批评。

窦臮曾任检校户部员外郎，属中层文职。徐浩《古迹记》中自云：“臣今暮年，心昏眼暗，恐先朝露，敢举所知，其别书人。”[20]他有感于自己年老体衰，出于责任，遂荐举窦氏兄弟二人为别书人，即鉴别古代法帖之文艺者。

三、文章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徐氏一文对从古至今善书者进行了梳理，并记叙了唐代二王真迹法帖的散亡情况，其中涉及了装帧形式、辨伪等文献内容，对我们解读徐浩本人的书学思想及有唐一代内库所藏图书、书风流变与发展情况有潜在功用，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至于《古迹记》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在记叙经典法帖散佚情况时可以更加精审，在文末可加上其本人对当时内府鉴定鉴藏书画的批评与建议。总之，《古迹记》是研究徐浩的书学思想及唐代鉴藏情况不可或缺的书学理论著作，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2][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65，4966，4966，

[3][11][15][16][17][20]陈思.书苑菁华校注[M].崔尔平，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95，193，194，194，191，195.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60.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2.

[6]王梦笔.明代蔡羽《书说》略论[J].美术观察，2020（11）：59-60.

[7]陈以滨.悲欢离合动诗词[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54.

[8]《中国皇帝全书》编委会.中国皇帝全书：第2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1118.

[9]郑福田.永乐大典：第35卷[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37.

[10]黄勇.唐诗宋词全集：第5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2179.

[13]《中国皇帝全书》编委会.中国皇帝全书：第3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1662.

[14]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1部第3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701.

[18]王以坤.书画装潢沿革考[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19。

[19]華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265.

作者简介：

江威蝶，河南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篆刻）理论。75782576-95D0-49D5-8584-9F952B7AC7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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