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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王灵签》纸背所见明万历十九年浙江沿海地区海防力量之加强*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1-17 18:57:01

田琳

明朝时期,由于沿海地区常受倭寇侵扰,倭患成为有明一代沿海最突出的问题。明代海防的建设、水军的发展就是在倭患频发、海事不稳的背景下展开的。有学者将明代海防建设划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到宣德年间建立海防体系;
正统至嘉靖中期海防逐渐废弛;
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进一步发展;
万历末至崇祯海防又被削弱。嘉靖时期倭患最为严重,因而备受关注,万历时倭患已大为减轻,学界对万历年间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壬辰倭乱”上。然万历十九年(1591)同样是研究明代海防、水军的重要时间节点。当时有消息称日本关白招诱琉球,并企图向中国沿海地区大规模进犯,朝廷对此亦有应对措施。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为明刻万历公文纸印本,是孙继民先生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古籍公文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其中一种,现存72叶,其纸背文献涉及万历十九年浙江台金严区水军饷银的相关情况。笔者拟依据这一新发现的资料并结合传世典籍,对万历十九年浙江海防建设之再加强等诸多细节性问题进行还原和再探讨。

明朝隆庆、万历间沿海倭患较嘉靖时期已大为减轻。这首先表现为倭寇袭扰沿海地区的次数减少,《明代倭寇史略》一书统计了从隆庆元年至万历十九年倭寇入侵次数共20次,万历元年至十九年间仅有9次,且规模大多较小。缘何万历十九年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增兵增船活动?依据相关史料记载,这应与当时明朝收到的一份情报有关。当时有消息传来日本招诱琉球,并企图向明朝沿海地区大规模进犯。《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中有详细记载:

《琉球国中山王府长史掌司事郑迵为报国家大难事》:迵原籍福建长乐县人……关白自为天授,令六十六州造船,声言二万只,抽番二百万,亲督各王,拟今年三月入寇大明。十二月初二日有同安县船商陈申给引来国,因船不利患病将文引拜船付钟尔敬等领驾回澚,寄寓琉球,闻知此变,来告迵曰:“事急矣,申愿买小船并夷稍航海报知,相机剿灭。”一时赴难,万古纲常,难辞激切,迵禀世子念……先时长史亦与陈申计议,欲止其谋,扬言曰:大明城郭各增三尺,大修攻战之具,沿海造战船百万只……倭人闻之亦各疑惧,乃改拟今年九月入寇。

陈申闻日本关白欲寇明朝的消息后,将此报告与琉球国中山王府长史掌司事郑迵,二人商议放言明朝沿海地区海防严密,使倭人心下惧之,放缓脚步。在《近报倭警》中记载海商随琉球朝贡船回国报告。万历十九年四月,陈申抵福建福州,将军情奏报。

《明史》中对此亦有相关记录: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秀吉)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

同安人陈甲者,商于琉球。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

根据内容,上引提到的陈甲和郑迥即是《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中的陈申、郑迵。陈申到达福建福州后奏报军情给当时的福建巡抚赵参鲁。但由于种种原因,由海商陈申带回的消息在当时并未得到赵参鲁的足够重视。待赵参鲁将相关情报上奏,朝廷正式获知此消息并作出相应反应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七月癸未,大学士许国等题“昨得浙江、福建抚臣共报,日本倭奴招诱琉球入犯,盖缘顷年达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寇生心,乘间窃发,中外小臣争务攻击,始焉以卑凌尊,继焉以外制内,大臣纷纷求去,谁敢为国家任事者。伏乞大奋乾纲,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万历皇帝谕旨要求南直隶、浙江、福建等沿海之地严密戒备,“行与南直隶、浙江、福建、滇广镇守督抚等衙门,预讲调度兵食之计,申严备御海汛之方。”八月甲午福建巡抚上奏请求存留济边银两,并推补将领、增战舰、募水军等,均得到允准。几天之后,朝鲜供报传来“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劝,从之。”甲辰,浙江巡抚常居敬亦向朝廷上书请求加强浙江海防,扩充军备力量,切要事宜主要有三点,分别是增置战船、拣选精兵、乞留兵饷。

从相关史籍记载可知,万历十九年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浙江等地加强防御力量的最直接根源,是明朝政府得到的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企图席卷琉球、朝鲜,吞并中国的消息。这一情报不仅有琉球的郑迵委托陈申以个人名义将消息传递回明朝,同时还有琉球、朝鲜国以官方名义向明朝政府传达消息的奏报。《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载“备由禀请王印,转差通事郑迪赍赴告投报知”,前面同样已提到的从朝鲜传回的倭奴消息与琉球一致。

万历十九年八月,当时的浙江巡抚常居敬和福建巡抚赵参鲁分别上书请求增加本地区海事军备力量,均得允准。由于史料所限,我们目前仅能通过《全浙兵制考》《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等书知晓在万历十九年浙江确有一次大规模的增兵增船,但诸如何时增兵完成、水军编制各船的船员配备情况,以及水军兵士的饷银情况等诸多细节性内容并不清楚。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正是万历十九年浙江台金严区水军饷银文书,详细记载了浙江台金严区“两关两游”四支水军的总体情况及各船捕盗或队长、舵工、兵夫的姓名和饷银数量。这为我们了解万历十九年浙江地区海防军备力量的加强,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实物性资料。

《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绝大多数记载的都是某船捕盗或队长、舵工、兵夫的姓名及饷银数量,但其中有8叶纸背记载水军的总体情况。笔者通过缀合复原,甄别出6叶纸背反映的均是万历十九年十月份的情况,分别是正文第21、23、24、37、38、54叶纸背。其中第24叶纸背反映的是“两关两游”人员、饷银总体情况,其他5叶纸背(第21叶纸背和第37叶纸背可缀合成一件)为各关各游的饷银细目。为方便研究,现将纸背缀合文书迻录如下:

(前缺)兵巡道副使吴 手本蒙//督抚军门常 批,本道通详前事,奉批,李孟//隆准补海门关总哨员缺,其廪粮、家丁照例造//支等因。蒙此,合收总哨李孟隆于拾月贰拾玖//日领事日起,至叁拾日止,日支壹钱贰分,该银贰//钱肆分;
家丁李翔、李祯亦自本日起,粮每名日支//贰分伍厘,共银壹钱。//总哨壹员:李孟隆;
家丁贰名:李翔、李祯。//一件前事,已将兵夫汪宇等自上月拾伍日起粮收支讫,今该凑收初壹//日起至拾肆日止,每名日支叁分,共银贰拾捌两壹钱肆分。//开除兵夫壹名,并转除官役,共银陆两玖钱叁分伍厘。//一件稽查粮饷事,本月初壹日开粮兵夫壹名王两,银玖钱。//一件军务事,已将哨官臧镃自捌月拾肆日起粮畓支讫,今该转//除前月拾肆日起至叁拾日止,本官员下除银壹两//贰分,家丁臧升名下除银肆钱贰分伍厘。//一件前事,自本月初叁日止粮截支总哨壹员梁玉,自初肆日起至//叁拾日止,该除银叁两贰钱肆分,家丁梁华、梁富//亦自本日止粮,共除银壹两叁钱伍分

以上为第21叶纸背文书,笔者加一段文字以衔接第37叶纸背文书:

She worked for a man.The man used to be an athlete.She admired the man a lot.

// 实在万历拾玖年拾月分大,官捕队舵兵等役壹千柒拾贰员,名下饷银壹千壹拾捌两柒钱伍分。//总哨指挥两员,每名日支壹钱贰分,一名自本月初叁日止粮,一名自本月贰拾玖日起粮,共银陆钱。//梁玉、李孟隆//

37叶纸背文书内容如下:

哨官陆员,每员日支陆分,共银壹拾两捌钱://臧镃、陈文周、买承祖、徐承恩、袁九仪//张维//书记壹名吴晓,日支叁分,共银玖钱://家丁壹拾名,每名日支贰分伍厘,内贰名自本月初叁日止粮;
内贰//名自本月贰拾玖日起粮,共银肆两柒钱伍分://李翔、李祯、梁华、梁富臧升//陈武、买喜、袁福、徐福 、张奇//捕盗贰拾肆名,每名日支陆分,共银肆拾叁两贰钱;
//舵工贰拾肆名,每名日支伍分伍厘,共银叁拾玖两陆钱;
//队长壹拾陆名,每名日支伍分,共银贰拾肆两;
//舵工壹拾陆名,每名日支肆分,共银壹拾玖两贰钱;
//兵夫玖百柒拾叁名,每名日支叁分,共银捌百柒拾伍两柒钱。//(后略)

这批文书中并未明确记载该水军的所属区域,但通过上引“李孟隆补海门关总哨”“督抚军门常”,以及第38叶纸背有“备倭把总侯君宁”等信息结合方志记载,可以确定属于浙江台金严区。台金严区统辖台州、金华、严州三府,有台金严参将一员,下辖松海把总,松海把总下领海门、松门二卫。

上引文书中长框内容“实在万历拾玖年拾月分大……梁玉、李孟隆”为笔者根据文书内容推补。从字迹上看,两叶文书的字体相同,字迹墨色均匀,书写力度一致;
从内容上看,第21叶纸背文书和第37叶纸背文书关联密切,存在缀合可能。首先,第21叶纸背文书记载新就任的海门关总哨李孟隆于十月二十九日领事起到三十日止,日支1钱2分,两日共该银2钱4分;
其家丁李翔、李祯,每名日支2分5厘,共该银1钱。而第37叶纸背文书实在项对家丁的记载中有“家丁壹拾名……内贰名自本月贰拾玖日起粮”,下面分列的姓名中有李翔和李祯,恰与第21叶纸背文书中李孟隆新任海门关总哨及其家丁起粮日期相吻合。在家丁的记载中还有“内贰名自本月初叁日止粮”,下列梁华、梁富二人姓名。这一信息在第21叶纸背文书中亦有相关记载,“自本月初叁日止粮截支总哨壹员梁玉,自初肆日起至叁拾日止,该除银叁两贰钱肆分,家丁梁华、梁富亦自本日止粮。”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叶文书可以缀合。根据四柱记账原则,开除项应在实在项之前。两叶文书之间还有部分内容残缺,所缺内容应是海门关十月份实在项下人员和饷银总数。根据第21叶纸背所存新收、开除项内容,以及第37叶纸背所保留的实在项内容并结合其他叶纸背文书格式,笔者将推补的人数及饷银数目列于其上。

从缀合后的文书可以看到万历十九年十月份海门关水兵的实际情况。第24叶纸背文书记载万历十九年十月份的实在数“两关两游官捕队舵兵夫等役叁千陆拾陆员名,该支饷银贰千玖百壹拾玖两壹钱。”此外,还有3叶纸背文书反映十月份实在情况。第23叶纸背:官捕队兵等役陆百玖拾叁员;
第38叶纸背:官捕队舵兵役捌百伍拾柒员名;
第54叶纸背:捕队舵兵肆百肆拾肆名。这三叶文书中的人数远少于第24叶纸背所载数目,应是除海门关其他关游的记载。将海门关实在数和饷银数与第23、38、54叶纸背文书的实在数相加,可以得到这四支水兵的总人数为3066人,这一数据结果恰好与第24叶纸背文书中记载的两关两游十月份实在数相同,这也可从侧面证明前面推补计算的海门关的内容是正确的。从上引的几叶文书中,可以清楚了解万历十九年十月份浙江台金严区两关两游水军的实际情况,包括相关人员和战舰编制情况。此外,从文书的缀合复原和解读中,可知晓“两关两游”所指代的是四支水兵。

根据《全浙兵制考》中卷1《水陆兵制》及卷2《台金严兵制》的记载,制成如下表格:

《全浙兵制考》卷1《水陆兵制》

《全浙兵制考》卷2《台金严兵制》

水哨名称战船数民兵数军兵数军民合计松海把总深门899+44136+6原235(+50)现280〔1〕海门关771+20117+6原188(+26)现214主山14179+4289+6原268(+48)现216〔2〕东西几737+1878+6原115(+24)现142〔3〕牛头门669+1660+4原129(+20)现149静寇门680+2493+4原170(+28)现198〔4〕大佛头776+24118+6原194(+30)现224合计146(原134)2469(原1683)1653(原1557) 3931(4122)总计186(原162)3249(原2057)1868(原1744)4828 (5117)〔1〕〔2〕〔3〕〔4〕《全浙兵制考》对深门通共军民记载为280名,将各船增加数相加,总数应为285名。主山新旧兵军数记载为216名,但未增兵前人数为260名,将各船增加数相加,应为316名。东西几新旧兵军数记载为142名,将各船增加数相加,总数应为139名。静寇门新旧兵军记载数为198名,未增兵前,民捕舵兵80军兵93,通共应为173名,但书中记载为170名。

需要说明的是,在卷1《水陆兵制》中,对台金严区水军分成参将下一支水兵和松海把总下三支水兵的形式,汇总其战船数、民兵军兵各自人数及军民总数。在卷2《台金严兵制》中,除台金严参将的一支水兵单独记载外,将松海总所辖3支水兵按巡哨区域划分为12哨,分别记载兵船和人数,在各哨记载中既有增兵之前关于民、军兵原额的记载,又有万历十九年增兵后当时具体各船所增军、民人数及汇总的新旧兵军总数。但就目前来看,台金严参将下游哨以及12口哨中,有6支最后记载的新旧军兵总数,跟在中间过程中叙述的增加兵员数合计并不相符。笔者将书中所记万历十九年增兵前后的原有和现有民、军兵数放在表格中体现,尽量还原了增兵前后的数量。军民合计所列松海把总12支口哨合计3931名和总计4828名,是根据书中所载新旧兵军通共数计算而得,前已提及在卷2中本身记载前后有所矛盾,因而最后得出的总数仅是一个概数,帮助作为参考之用。

此外,《两浙》卷3《官军兵船员兵及防守地方哨道》中台金严全区的兵员兵船数为战船174只,官兵捕舵军役杂流3899名。

松海总水兵参将标下官兵捕舵军役杂流共计叁千捌百玖拾玖员名又橹铳民兵并军兵共伍百捌拾肆名,战船壹百柒拾肆只,战马贰匹。本参下中军领哨把总壹员,旗牌官叁员,书记贰名……一号福船贰只,贰号福船肆只,海沧船拾只,艟船壹拾贰只,铁头船贰拾贰只,沙船壹只,大样唬船壹拾壹只,中样唬船肆拾肆只,大网船肆只,小网船壹拾捌只,军哨船肆拾陆只。

由上可知《全浙兵制考》和《两浙》中对兵船、人员的记载有所差异,尤其是人员数目并不固定,但可以通过两书的成书时间以及《全浙兵制考》卷2详细记载的增加前后的战船数目,来大致推定是增兵前的数目还是增兵后。

《全浙兵制考》现存最早刻本为万历二十一年刻本,作者侯继高(1533—1602),嘉靖二十七年袭祖职金山卫指挥同知,后历任吴淞把总、惠州参将、漳潮副总兵、狼山副总兵,浙江、广东总兵官。《全浙兵制考》卷3《修造福船略说》中有“万历二十年岁次壬辰仲夏之吉,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侯继高识”,可知该书应是作者担任浙江总兵官时所作。这样可进一步确定该书完成时间当在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之间。书内卷2中所记载的分别是万历十九年增兵前和增兵后的台金严区战船和兵员数量。从上表可见卷1中记载台金严参将下游哨战船为40只,卷2中记载增兵之前参将游哨战船为28只,万历十九年新增12只,很明显卷1所载也是增兵之后情况。

再看《两浙》,该书作者范涞(约1560—1610)历任江西南城知县、浙江按察司副使、浙江布政使、四川布政使。在书中还保存有诸多军务事宜文书,其中一件时间为万历三十年五月,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为万历三十年刊本,由此看来《两浙》成书时间晚于《全浙兵制考》。从战船数量上看,《两浙》卷3中的记载也应是万历十九年增兵后的情况。

《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所反映的万历十九年十月份情况是增兵之前还是之后?《绍兴府志》载:“今俗称呼卫者曰军,而募者曰兵”,大约“一舟之中,兵居其十,军居其五”。文书中两关两游官捕队舵兵夫等役共3066名,各役饷银数量的记载均是日支银数,根据当月天数计算月饷。《两浙·卫所军粮》和《温处海防图略·水陆兵饷》对于兵饷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层次,即日支银数和月支军粮两类。针对民兵兵饷记载,多是以日支银数登记,按天数计算,日支银数大多不变。军兵兵饷记载的明显特征是,先列出本色粮米的应支数,后面标明具体的折银数。就具体钱数而言,军兵待遇明显低于民兵,将文书中各员饷银数量与其对比可知,文书中两关两游官捕队舵兵夫等役人员当中不包括军兵。

再看战船数量,从表格中显示增兵前162只,增兵后186只。文书中两关两游捕盗、队长人数总和为91人,按每名捕盗和队长各自统领一只战船,战船数为91只,同时第38叶纸背中捕盗有12人,舵工则为13人,开除项中有病退捕盗一名李恩。虽捕盗开除,但该船舵工、兵夫数还在,仍算一只战船。文书中还有网船(网船中只有兵夫),分别为8只、6只、5只,应为三支水兵中网船的各有数量。综合目前现存文书的记载,两关两游已知的船只数为111只,但这并非是台金严区所有船只数总和。首先,第23叶纸背水兵由于文书被裁切导致捕盗和队长人数不清,其兵捕队舵兵夫总数为683人,从其他三支水兵已知的兵船和总人数推算,每只船中平均有25人左右,这样计算第23叶纸背文书大概有27只战船;
其次,有一支水兵的网船数文书中未存;
再次,战船类型还有军唬船和军哨船,这两类船的船上人员全部为军兵,因而在文书中民兵饷银数的记载中不会出现。据笔者统计《全浙兵制考》和《两浙》战船数量虽不尽相同,但军哨船数一致均为46只。经计算万历十九年十月,台金严区战船数当在180只以上,反映的人数也比增兵前民兵2057名高出许多。

这样看来,自万历十九年八月甲辰(十二日)浙江巡抚常居敬向朝廷上书请求增加兵员战船获得批准后,至十月份浙江台金严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增额任务。从第24叶文书中十月份新收项下“新收两关两游官役三员名”,十月仅收官役三人,也未有大范围人员增加,可进一步明确至迟在九月底前,台金严区水军增员就已基本完成。这可看作是当时整个浙江地区增强海防的一个缩影,亦可见当时朝廷决议后浙江地区增员之迅速。嘉靖时期倭寇猖獗,为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各沿海卫所尺籍尽耗,一卫之中缺额人数十之六七。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后,海防建设有加强之势,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当万历十九年再次传来倭贼将要进犯的消息时,浙江台金严区水军在获得增员允可后,迅速反应完成兵力部署,充分体现了上至朝廷下至浙江各官员对这次倭贼即将来犯消息的重视程度,也是明代“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的防御战略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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