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现率与“虚构实体”纸币的集体信任：中意英美4,国跨国研究*

沈丝楚 匡 仪 杨舒雯 马家涛 李 纾，** 饶俪琳**

（1.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 350117；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北京 100049；
4.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07）

金钱①Money is the most universal and most efficient system of mutual trust ever devised（Harari，2014，p.127）。的本质是什么？根据Yuval Noah Harari 在《智人：人类的简史》中提出的观点，“虚构故事能力”，即传达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信息的能力，是人类有效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关键，亦是通向食物链顶端的关键。纸币就是人类创造的一个了不起的“虚构实体”。这个虚构实体只有在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同一个虚构故事时才可能起作用（Harari，2014）。

一旦失去集体信任，任何纸币就是废纸一张。蒙代尔（2003）指出，国际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保持稳定的信心。因此，纸币体系一有风吹草动（如“春江水暖”），最先察觉其变化（即“鸭先知”）的亦应当是集体信任。

在新冠疫情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且中美两国冲突升温之际，我们意欲探索的问题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是否还对现有纸币体系这一“虚构实体”赋予集体信任？进一步地，哪种纸币被哪国民众集体信任的程度更大些？

为回答以上疑问，我们通过测量反映“金钱的贴现率”的跨期偏好来估计人们在疫情期间对现有纸币（虚构实体）体系的集体信任。

“金钱的贴现率”是指金钱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例 如，Cardin et al.，2015；
Finch，1992）。心理学将这比率看作是一种衡量当前结果与未来结果相对权重的指标。较高的贴现率（discounting rate）意味着延迟的结果被认为不那么重要（例如，Hendrickx et al.，2001）。金融界将贴现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proxy），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Umar et al.，2019）。世界银行将贴现率作为储蓄的风向标，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净储蓄减少（Easterly，1999）。而人们的贴现率会受到货币通胀率的影响。基于此，我们进而推测，（1）对本身就有价值的货币（如价值¥X 的黄金），若其贴现率=0，则表明受测者认为将来值¥X 的黄金贴现到现在，还值¥X；
若其贴现率＞0，则表明受测者认为，将来值¥X 的黄金贴现到现在，价值小于¥X，如此对本身就有价值的货币的测量就只是单纯的“时间折扣”程度。（2）对需赋予集体信任的纸币（如面值为¥X，实则如同白纸的纸币），若其贴现率=0，则表明受测者认为将来值¥X 的纸币贴现到现在，还值¥X，也体现了受测者对该纸币的完全信任，认为该纸币在将来仍会有其所声称的价值；
而若其贴现率＞0，则表明该纸币的价值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贬值，也体现了受测者对该纸币在将来仍会有其声称的价值并不完全相信（极端情况为名义上是纸币，但将来的实际价值趋近于废纸一张）。此时对原本毫无价值的纸币的测量就不仅仅是“时间贴现”的程度，而且还包括了受测者“对纸币的信任程度”等心理因素。因此，贴现率从一定程度上或可反映人们对原本毫无价值的纸币的信任程度。越是坚挺的、拥有集体信任的“硬通货”，其贴现率则越小，反之亦然。

另外，与我们研究问题相关的研究发现，重大自然灾害会对民众的贴现率造成影响。如，Li 等（2011）发现5·12 汶川大地震后人们的时间贴现率变得更大。耿晓伟等（2022）发现新冠疫情使中国大学生在跨期决策中的时间贴现率变大，眼光变短浅。Sonmez（2021）发现在新冠疫情信息背景下，想到死亡会增加学生的时间贴现率。特别地，Takahashi 等（2008）在泰国经济危机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发现，面对不稳定的货币泰铢与稳定的刚需食品大米，人们表现出了不同的贴现率。这暗示人们出于对泰国经济状况信心的缺乏，导致他们对以泰铢为单位的金钱结果表现出了更陡峭的贴现率。因此，本研究计划将5 种全球主要纸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以及硬通货——黄金分别作为不同时间点的获得/ 损失，以测量人们的跨期选择偏好，并从中推算出这些货币贴现率的相对大小排序。

而当我们意欲探索“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是否还对现有纸币体系这一‘虚构实体’赋予集体信任”这一问题时，为了更加贴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实际跨期决策，我们对跨期偏好的测量做了改进：将跨期选择领域最常用的“纯获得单结果的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 with single-dated pure-gain outcomes）”改进为“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 with double-dated mixed outcomes）”。希望这些改进的测量能够更精准地回答开篇提出的“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是否还保持对现有纸币体系这一‘虚构实体’的集体信任”之问。

2.1 受测者

我们按照约万分之一的抽样比例，借助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于武汉解封（4 月8 日）后半个月（4 月23 日）开始对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 类以上行业进行问卷调查（2021 年4 月23日至6 月9 日）。剔除未完成问卷和填答所处地区不在中国的受测者后，共计18933名有效受测者参与调查。

遵循类似的抽样原则，我们借助prolific 平台（https：//www.prolific.co/）招募英国、美国、意大利3 个国家的受测者，分别于这些国家封城（或封国）3 个月后（即，与在中国开始招募受测者的时间节点保持一致）进行调查（2021 年6 月14 日至8 月12日）。剔除未完整填答问卷和填答所处地区与网站登记信息不符的受测者后，最终收集到有效样本量为：美国1017 人，意大利943 人，英国1012 人。四国受测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

表1 四国受测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2.2 变量测量

在调查中，受测者需填写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见表1），以及完成跨期选择偏好测量题项。

混合得失双结果跨期选择偏好的测量题项示例如下：

选项A：现在获得¥420 且76 天后损失¥1260

选项B：现在损失¥420 且76 天后获得¥1260

在题项中，每个选项均提供了发生在两个不同时间点上的结果（其中，一个时间点上的结果为获得；
另一个时间点上的结果为损失），且同一题项内两个选项的结果为同一种通货（即，同一种货币）。这类题目共有6 题，其分配在“现在”与“76 天后”（相当于武汉封城的时长）时间点上的获得或损失分别为经汇率转换后等值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JP¥）、人民币（¥）、黄金（g）①汇率计算标准为2020 年4 月4 日的中国银行汇率数值。（见附录）。

在以上题项中，受测者需要在一个0到100 的滑条上表明自己的选择偏好，0表示非常偏好选项A，100 表示非常偏好选项B。数字越小，代表越偏好选项A；
数字越大，代表越偏好选项B。如果受测者越偏好选项B（选择偏好数值越大），则表明对该币种的贴现率越小。

3.1 中意英美四国受测者对5 种全球主要纸币和黄金的贴现率排序

在中意英美四国总体水平上，我们对所有受测者在5 种全球主要纸币以及黄金的选择偏好上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四国受测者在不同币种的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F（5，131424）=328.49，p＜0.001，ηp2=0.012。贝叶斯检验也发现相同的结果：BF10=3.76*10345（JASP Team，2021）。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四国受测者对人民币的偏好显著高于其他5 种货币（ps＜0.001），对于黄金的偏好显著低于其他5种货币（ps＜0.001）。此外，四国受测者对美元的偏好显著高于英镑、日元和黄金（ps＜0.05），对欧元和英镑的偏好显著高于日元（ps＜0.001）。换言之，四国受测者对6 种货币的选择偏好具有显著的差异，其排序为：人民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见图1）。

图1 中意英美四国受测者（=21905）对5 种全球主要纸币以及黄金的平均贴现率排序

鉴于各国受测者的被试量不同，且为了进一步阐明不同国家受测者对于货币偏好的区别，我们分别从同一国家受测者对不同币种的选择偏好差异和同一币种（黄金）上不同国家的选择偏好差异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3.2 本国纸币与外国纸币贴现率对比

对美国、意大利、英国和中国受测者在不同币种上的偏好差异分别进行同一国家内部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均存在显著差异（美国，F（5，6101）=438.43，p＜0.001，ηp2=0.264，BF10=6.52*10398；
意大利，F（5，5657）=517.22，p＜0.001，ηp2=0.314，BF10=2.02*10454；
英国，F（5，6071）=602.95，p＜0.001，ηp2=0.332，BF10=2.18*10523；
中国，F（5，113597）=227.00，p＜0.001，ηp2=0.001，BF10=3.84*10236）。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使用人民币的中国人，对本国法定纸币的贴现率最低，选择偏好显著高于其他币种，体现了对本国虚拟纸币体系的信任（ps＜0.001）（见图2d）。而其他三国受测者对于本国法定纸币和其他币种的偏好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参见图2）。

图2 美国受测者（图2a，左上，=1，017）、意大利受测者（图2b，右上，=943）、英国受测者（图2c，左下，=1，012）、中国受测者（图2d，右下，=18，933）对5 种全球主要纸币以及黄金的贴现率排序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除了中国以外，美国、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在6 种货币的选择偏好排序中，黄金都是选择偏好最低的，即贴现率最大，而在其他纸币上贴现率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s＞0.73）。为此，我们进一步针对黄金这一特殊的实体货币，对其在不同国家受测者心中和“虚拟实体”纸币的差异进行分析。

3.3 纸币与黄金的脱（挂）钩：各国对本国纸币和黄金贴现率差值的比较

为检验各国受测者对于本国纸币与黄金的选择偏好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转换，以各国受测者对于本国纸币与黄金的选择偏好之差（即，差值Δ=本国纸币作为结果的选择偏好-黄金作为结果的选择偏好）作为因变量，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在本国纸币和黄金的贴现率差值上存在显著差异，F（3，21904）=1570.685，p＜0.001，ηp2=0.177。事后检验的结果指出，在对本国纸币作为结果的选择偏好与黄金作为结果的选择偏好差值上，中国显著低于其他3 国（ps＜0.001），而其他3 个国家的差值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93）（见图3）。由此也可推论，只有中国仍将黄金和纸币看作近似等价的货币，而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对本国纸币和黄金的信任已不等同。

图3 各国受测者对于本国纸币与黄金的选择偏好之差（Δ=对本国纸币的选择偏好-对黄金的选择偏好）

本研究采用“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范式，比较了不同国民对不同纸币（跨币种）的贴现率。经典的跨期折扣理论认为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经汇率折算后所有的获得或损失都是等值的，不应该导致不同的跨期选择偏好。然而，本研究在比较不同纸币（跨币种）的跨期选择偏好时发现了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从各通用纸币币种的角度看，对于人民币，各国受测者都给予了最小的贴现率（最大的信任）。

第二，从本国国币的角度看。各国受测者对本国货币的信任显现出“王婆卖瓜”（Every potter praises his own pot）般的自信（Bi et al.，2013；
Li et al.，2011）。即，除美国之外，中国、英国、意大利受测者都认为本国国币比他国纸币将来更值钱（本国国币贴现率最小），但只有中国受测者的偏好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第三，从黄金角度看。除了中国，在所有国家中，黄金的贴现率均最大（最不信任），且与其他纸币币种的差异非常显著。这个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照理说，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应该比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更值得信任。但欧美各国受测者的表现（最不信任黄金）大大出乎意料。

为什么欧美各国民众不认为黄金是与美元一样好的东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是华尔街金融巨头与美联储联手操控的结果。长期以来，美国出于维护美元霸权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打压黄金，使美元持续走强，使美元成为全球的“硬通货”，最终使美国的债务链条和金融循环得以延续（江涌，2010；
姚同欣，2013）。这些操作的真正目的是打压美元最有实力的敌人（黄金）：使之贬值从而诱导各国政府和民众买入可无限制印制的美钞和美国国债。若果真如此，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可以诠释为：华尔街金融巨头与美联储联手操控的这种操作已经成功地被世界各地的民众接受了、买单了。换言之，这些国家抑或已经形成了“币缘圈”（王湘穗，2017）。但是，中国人民依然不为此买单。在中国需要重点防范金融风险之际，这种现象是否能成为预判美元“回光返照”的危险信号，非常值得展开后续跟进或者追踪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全球主要纸币（人民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黄金的贴现率不一样。而在疫情期间，诸如食品供给、厕纸口罩等货品/代币凸显出了独特的价值，因此，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这类“平时通货”的贴现率与“疫时通货”的贴现率是否一样？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分析了遵循相同的样本抽取原则所收集齐的18 国的疫时通货数据①受测者取样时间分别于其所在国家封城（或封国）3 个月后开始。借助prolific 网络问卷平台，动态地收齐了来自18个国家（含英国、美国、意大利、中国）受测者的数据（2021 年4 月23 日至9 月13 日）。，结果发现，受测者对“平时通货”与“疫时通货”的贴现率存在差异，且这两者在平时与疫时的变化程度可以联合预测不同国家的民众在疫情期间的抗疫成就（沈丝楚等，2023）。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仅仅在疫情期间进行了横断面的测量，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导致缺乏对于非疫情时期人们对不同货币结果的跨期偏好的数据作为参照。而在缺乏追踪数据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结果未能揭示人们对不同货币的集体信任差异，究竟是源自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还是受到受测者自身对于不同货币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涉及受测者对全球主要纸币和黄金跨期偏好的测量，可能会受到受测者的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缺乏金融素养的个体也更可能会做出过度欠债、超额消费等不理性的行为，反之，拥有更多金融经验的人则更可能做出理性的跨期决策（江程铭等，2021；
Gathergood，2012；
Lührmann et al.，2018）。在上述研究中，对金融知识和素养的测量主要包括对还款利率、投资知识的了解，以及理财投资的实际经验，而本研究中主要涉及的是对不同纸币和黄金贴现率的认知，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或可进一步考虑影响人们对于不同货币的贴现率差异在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如金融知识等。

从以上有意思的现象中，我们看到本研究结论抑或能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据Harari 的观点——金钱的“价值（values）”存于人们的集体想象中，纸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就像纸币真有价值那样。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将Harari 所谓的“集体相信”操作定义为：通过混合得失、多币种结合的跨期选择推导出的大样本“选择偏好”均数。这种大样本的“选择偏好”可作为一种“行为标志物”（例如，沈丝楚 等，2018），为评价“集体相信纸币这类虚构实体”的程度提供一种主观而非客观的指标。

不难想象，林林总总的纸币是否有价值就系于我们的一念之差。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伴随而来的就是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货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被虚拟化，即美元本身只是一张纸，只有在美联储信用的支持下才有价值（高惺惟，2019）。集体不信任之日，便是纸币体系这“虚构实体”烟消云散之时。我们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历史危急关头，人们还在多大程度上“集体相信纸币这类虚构实体”。

其次，依《人类简史》的观点，本文运用这种主观指标的预测作用是直指人心的，并拥有其他评价世界货币的客观指标①如：茨坡拉（1967）提出的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单位价值高；
二是内在稳定性强；
三是由国际贸易活跃的经济强国发行。所不具备的优势。当国际支付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等客观指标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时，它应“春江水暖鸭先知”更加敏感、更迅速、更有意义且可靠地将各种纸币的坚挺或疲软程度反映或衡量出来。因为纸币是被“集体相信”的“虚构故事”，当各类评价世界货币的客观指标不利于某种货币时，并不一定会动摇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只有人们的“心动”（主观的评价）才是“真金白银”的信任。

最后，在实际应用中，可考虑将跨币种的“跨期选择偏好”纳入“应急管理”预警体系，作为预警系统的一环。如果我们在历史危急关头需要一个可预测何时“大厦将倾”的可靠指标，这种跨期决策测量将会是一个适用于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的备选项（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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