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介入：体育文化场景构筑与空间生产研究——以花木兰体育公园为例

陈 治，屈晨旭

（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20世纪中期以来，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着“丰裕社会”的形成，资本逐渐摆脱了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1］。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们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体现在消费上就是以“物”的实际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刚性需求转向“物”的个性化和情感体验的多元需求。因此，商品需要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含义，带有明显的“符号”特征，帮助消费者标榜出自身的个性、获得自我和群体上的认同，这样的商品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2-3］，现代营销学上称之为“后消费主义时代”。

随着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公园成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载体。2021年7月18日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中明确指出要新建或扩建2000个以上的体育公园［4］。《关于推进体育公园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在体育公园的建设方面，要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按照人口结构合理规划体育公园的位置和规模，布局各类健身配套设施，并融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
在运营方面，要灵活采取多种运营模式，鼓励第三方企业依法对体育公园的各类场地设施进行微利经营［5］。当今体育公园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有关体育公园建设的研究大都围绕着公园的物理空间所展开，关于体育公园文化场景构建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在运营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在社会企业参与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会因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历史文化的失真［1］。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文化符号学视角、以文化场景和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花木兰体育公园及该公园周边体育文化空间为案例，关注花木兰体育公园文化场景的构建以及在资本介入下的空间扩张机制，剖析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的形成以及持续生产的过程，探讨后消费主义时代下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的符号化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效应。

2.1 场景理论

20世纪前后，Daniel Silver，Richard Florida，Edward Glaeser和Terry Clark等学者所组成的新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消费模式与文化艺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时提出了“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该理论认为，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建设中各种客观器物的种类、布局、功能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更是一个场域内抽象的信息和符号，并代表该场域内的历史记忆、情感状态、文化和价值观［6］。这些器物已经超越了物化的概念，成为一种符号并影响个体的社会实践［7］。Terry Clark尤其重视文化与消费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文化艺术的繁荣能够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消费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开始摆脱物质生产的基础层面［8］，通过消费交换来的“舒适物”（amenity）所带来的愉悦消费实践才是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9］。

2.2 文化场景中的主体要素

2.2.1 权力——影响和形塑他人的一种力量系统

文化场景中的权力要素主要体现在将文化符号融入到文化产业的权力体系中，通过符号化的商品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触发人们的民族情怀，从而再度引发社会资本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成为一种影响人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在文化场景中，场景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身的“自由性”来服从该场景中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约，以此获得场景中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愉悦。这种空间内权力交互的过程也是个体在让渡权力与争取认同中参与“场景”构建的过程，是人与场景主客体权力的辩证统一［10］。但是在社会资本加入后，这一权力结构就会复杂起来：首先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加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即文化场景的构建中去，并让出一部分自身的“话语权”和“建构权”，社会资本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建构出更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景观以达到盈利的目的。同时，社会资本与消费者的互动状况也影响着政府对其释放的权力范围，改造着“政府权力”。“消费者则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促进政府让渡出更多的权力”［11］，而政府则是要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共文化权力以及资本构建文化场景的权力。由此一个多元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逐渐构成并稳定下来，文化场景的文化性也得以真正释放。

2.2.2 资本——文化资源的符号化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更看重那些隐形的资本形态，比如良好的体验、亲切的归属、身份的认同等。在这些隐形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具备了转化为实现产业资产的能力。而文化场景中一般具备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构筑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体现于文化产业的价值生产规律之中。资本积累不是由文化资源消费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长，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根据其特性赋予其新的使用价值，即满足人们更多样的精神层面需求。因此在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要眼光长远，并与未来利益观紧密结合。

2.2.3 情感——后消费时代人们多元需求的主要体现

情感是后消费时代人们多元需求的主要体现，也是社会文化产业进行意义生产的重要风向标。情感的体验与消费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特征，可以是来自对历史记忆的唤醒、家庭情节的表达、人道主义的歌颂，也可以是对人文自然的回归。文化场景中的人只有在场景中得到良好的体验，才会参与到文化场景的意义生产与建构过程中。因此，文化场景的建构需要着眼于物理空间、符号世界与地方人文情感的高度连接，使其朝着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同时注意把握人们的心理共情机制。例如，在招商引资时要考虑商家的遗产意识，使商业店铺的装修风格、项目活动、营业业务与历史文化元素结合起来，实现对历史场景“活”的呈现。

3.1 需求：后消费时代剩余价值的积累方式

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速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带动下，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不仅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为“符号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进入后消费时代，人们的需求逐渐由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变，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性为社会资本的盈利途径打开了新思路，刺激大众的文化消费、创造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途径，商品的附加属性与文化价值比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具有盈利功能。因此资本积累的方式开始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消费”成为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基础要素［12］，城市的空间建设也开始向文化消费的方向过渡［11-13］，从商品、店铺、街道、再到区域都开始打造自身的“符号”特征。

3.2 生产：符号衍生与资本扩张的生产机制

后消费时代的消费模式具有明显的文化性特征，文化属性成为商品的重要特征，而消费也逐渐成为一种涉及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社会活动。商品本身不再是以其使用价值为客观存在，而是以其符号和象征意义参与到社会经济的运作体系之中［14］。但是由于“符号”本身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文化标识，可以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表达。因此文化符号本身可以不受商品使用价值的约束而在社会空间中广泛流动，具备了无限延伸的能力。正因如此，为了在更多的社会空间内获取剩余价值，以达到增值的目标，资本以文化符号为工具利用符号的衍生功能为资本空间的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形成一种文化符号衍生与资本空间扩张的互嵌式发展机制。

3.3 消费：空间“符号化”的目的

后消费时代的消费特征与方式促进了商品的“符号”特征走向系统化的道路，从本质上来说是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新消费方式的兴起实现了“商品生产空间”的符号化特征，使得具有符号化的社会空间与人们的生活空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空间都是由外在的物质、内在的精神以及其内部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物质与精神的互动形成了空间生产的过程［15］。物质的功能和属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却可以赋予其“符号化”特征而超越原有的使用价值。“符号”虽然具备了无限延伸与衍生的功能，却必须作用于一定的物质商品才能体现出来，于是空间、符号、物质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依存、相互发展的态势。资本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物质空间与符号世界融为一体，使物质商品具有“符号化”的特征，且在资本的推动下，符号的延伸性和衍生性不断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复制。在符号的介入下，资本完成了对文化的复制与传播以及文化场景的再生产，符号作为社会空间中的生产媒介参与到剩余价值的获取与社会空间的扩张之中。如图1所示。

图1 符号在社会空间中的作用过程

4.1 案例选取

本研究以河南省虞城花木兰体育公园及其周边体育文化空间为案例分析对象。选取该地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当地政府重视在城市建设中融入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文化，力图把花木兰这一文化符号打造成当地城市文化名片。2003年，虞城县政府在木兰大道以北、长江路西侧、周商永运河以南建设起花木兰体育公园以供人们体育锻炼和休闲健身。其次，在虞城花木兰符号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花木兰体育公园这一体育公共空间建成后，随着“木兰品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相继又出现了“木兰休闲健身中心”和“木兰体育培训机构”等体育消费空间，形成了繁荣的“木兰经济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符号的生产与衍生机制、资本的介入机制值得去分析思考，同时也能为符号经济时代下的城市体育空间治理提供一定的思路。最后，花木兰故事在当地民间流传已久，知名度较高，社会基础较好，并且人们对花木兰文化符号的价值体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当符号的指涉意义在一个群体内形成共识并具有一定影响力时，该群体就会形成一个“符号共同体”，符号对该群体的展演活动会获得更大收益［16］。因此花木兰文化符号对当地体育事业发展仍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4.2 研究方法

4.2.1 访谈法

以“公园文化”与“花木兰品牌”作为访谈主题，对在花木兰体育公园的健身人群、相关花木兰品牌企业负责人进行访谈。

4.2.2 个案研究法

分别以花木兰体育公园与周边体育文化空间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开展资料信息的搜寻工作。

5.1 花木兰体育公园文化场景的构建

5.1.1 物理性构筑——丰富的体育文化设施

文化景观的物理性构筑指的是自然物质及其所包含的物质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17］，主要体现在文化设施上。文化设施不仅是生产的衍生品，也是文化场景的客观构成部分和促进文化消费的载体，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额外动力与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18］。通过对花木兰体育公园（及附属木兰湖、木兰祠、木兰广场）的实地调查，发现其文化设施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涵盖游览型的历史遗址、观赏型的活动表演、竞技型的划船赛马、体验型的电子竞技等项目。从产权上来看，大多数文化设施归社会资本持有并运营，少部分归政府持有。花木兰体育公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空间对游客免费开放，从空间使用功能上来看，有荧屏放映空间、展览视觉艺术空间、表演空间等。其不同空间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例如国际木兰文化研究中心所贮藏的文献资料记载着“木兰故事”，而 “木兰故事”又在艺术画廊、演播厅、表演活动中以不同形态被呈现。

5.1.2 社会性构筑——多维的体育文化场景

文化场景内最活跃的部分就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人。通过对花木兰体育公园的“常驻人群”的统计，发现其结构较为复杂，具有多样性的特质。这一特点赋予花木兰体育文化公园多维度的场景价值取向。“其小巧的体量比之城市或国家之类较大的空间范围，更容易捕获到内外部的区别”［19］，这就说明人们在文化场景中都会倾向于寻找更符合自身条件的亚场景。例如有表达家庭情感的“木兰游乐场”、符合青少年竞技乐趣的木兰电子游戏场、迎合中年妇女休闲爱好的广场舞场地、体现历史传统的“木兰祠”等，避免了体育公园建设中“千场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这既突出了“花木兰”这一符号所表征的主题文化价值，又同时允许多个亚空间文化的合理存在，充分发挥了“文化熔炉”的作用，有利于不同结构的人群进行社会实践交往，对多样化的人群更具有吸引力。

5.1.3 精神性构筑——渗入的体育文化符号

随着近些年“夜市”生活的兴起和“摆摊”产业的繁荣，花木兰体育公园的功能也开始走向多元化。白天它是人们休闲健身的体育场所，晚上就成为零售业的“商业市场”。“花木兰”这一人物逐渐被抽象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商业活动的“守护神”。起初商家主要是销售一些以“花木兰”为主题的相关工艺品，如“卖萌”特色的玩具、木制武器、面具服装、人物漫画等，将“花木兰”文化符号融入现代工艺品，并以文创产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2018年，木兰国际酒店（Mulan International Hotel）、木兰印象（Mulan impression）、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China Mul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三个机构（以下简称MMC）合作共同推动花木兰文化的开发与传播。社会资本的加入极大地促进了“花木兰”文化的符号化过程，并提高了“符号化”过程的系统性。MMC特别关注文化场景中实体空间与媒介空间的构筑。一方面MMC规划花木兰体育公园的商业关系，开发相关的商业活动，促进商品与符号之间的融合深度，着力建构出更具有“符号活力”的文化场景。另一方面，MMC利用微博、抖音、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使“花木兰”成为线上“网红”。电影《花木兰》的上映，更是唤起了人们深处的民族记忆，深化了文化符号意义生产的深度共享，促进了人们从文化记忆到记忆共同体的跃迁［20］。

MMC对“花木兰”文化的符号化与场景构筑起到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在媒介空间的符号世界中，还是在实体空间的花木兰体育公园内，“花木兰”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消费者通过“消费”的方式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进入了花木兰文化的“符号世界”，并以此建立起文化认同。资本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系统化构建，利用消费关系实现了网络空间的意义生产，并通过对符号的宣传引导和控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增值。

5.2 花木兰体育公园文化符号的再生产过程

在花木兰文化符号得到大众的认同与追捧的同时，社会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的增值，开始引导将这一文化符号延伸到其他社会空间中去。2016年始，各种以“花木兰”为商标的体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花木兰”文化得到了一次复制与衍生，在新的社会空间重新进行消费型空间文化的生产，并依托跆拳道馆、篮球馆、游泳馆、甚至是草地广场等实体空间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花木兰”文化符号之下的木兰培训机构，既传承“花木兰”这一历史文化符号，又为这一文化符号增添了教育的气息，因此更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新的社会空间的扩张与文化符号的衍生使“花木兰”文化符号更加丰富和系统，也使得城市建设空间更具有整体性的色彩。

“符号”背后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吸引了各种社会资本力量强势介入。尤其是健身企业的加入加快了城市空间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在相关教育机构初现雏形之后，“木兰休闲健身中心”依托篮球馆、羽毛球馆、田径馆、健身房等多个实体空间开展多项业务。由于木兰休闲健身中心的装修成本、运营经费、场地维持等开销，导致该健身中心成为虞城县的高消费区，至此“花木兰”文化符号异化出新的所指——高消费区。高消费区因其消费水平使得他们的服务对象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和社会精英阶层，而经济收入较低的人群则无力在此文化空间内消费。这说明在介入“花木兰”这一符号后，商品价格就会与之增加，甚至成为社会人群阶层的划分标准。在这一过程中，“花木兰”文化符号背后体现着资本抽象空间的生产，其文化内涵与符号成为“花木兰”符号商品的品牌溢价，从而使得“花木兰”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受到了挑战。虽然“花木兰”文化符号本身没有作为商品进行售卖，但是因其符号商品的价格定位而使得经济能力强的人拥有优先的消费权，对其消费适用人群赋予了社会精英的标签。

5.3 符号介入：资本进行空间再生产的路径

最初的花木兰体育公园只是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以手工艺品的零售为主要方式完成生产与消费的互动。社会资本的介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抽象出了“花木兰”这一文化符号并在空间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媒介作用，使其突破了实体空间上的束缚并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沟通实现了跨地域的交流与传播，并最终完成了花木兰体育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大众通过消费的方式参与到消费空间的生产与文化场景的构建之中。文化场景的构建与网络消费空间的形成也进一步促进了“符号世界”的系统化并在新的社会空间进行空间文化的生产，进而促进大众的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符号”的介入是资本进行空间生产与转移的重要媒介。但是“符号”的空间转移也并非完全是简单的复制，例如从花木兰体育公园到木兰教育机构的衍生就使得“花木兰”这一文化符号更具有现代性和教育性。木兰教育机构随后也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并具备可复制与传播的功能。在社会资本尽可能地获取价值的条件下，“花木兰”这一符号产生了新的内涵指向——高档消费区，并在此空间内展开新的生产过程。这是由资本为获取更多价值而导致的“符号”被赋予新的代表意义，使得“历史文化”与“高档消费”同时蕴含于“花木兰”这一文化符号之中，进而文化场景中的“文化性”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受到了挑战，符号消费权的精英化趋向所形成的消费模式的分化开始形成了新的城市权力景观。如图2所示。

图2 资本介入后城市中的符号消费景观

6.1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叙事模式上，传统文化诞生于封闭、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与当今开放、竞争的信息文明社会相比，传统文化失去了原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本土与海外的空间叙事模式上，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媒体手段于世界范围内传播其功利价值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被迫蜗居于民俗民间的话语形式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工程下，立足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文化符号的利用创新了传统文化的挖掘方式与传播方式，与后消费时代消费模式的契合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能够使传统文化跻身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行列。此外“木兰教育机构”类的新型社会空间所包含的教育场域能够更好地打造出充满传统文化的场域，这种“互动式”的参与模式有效地推动了文化的利用与传播，文化符号的衍生所形成的文化商品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双丰收。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也在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通过资本的力量和生产方式推动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在与全球文化的博弈过程中，文化符号以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与和现代生活的融合性为本土文化争取了较大的话语权，这也是文化自信的真实体现。

6.2 资本引入下传统文化的商业化与过度开发

资本介入下加快了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首先这有利于城市文化场景的构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但是由于商业资本的功利性目的，为了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促进资本积累，传统文化有向“纯娱乐性”和“流行性消费文化”的趋势发展，同时又在“符号衍生”过程中出现了“精英文化”的嬗变。在“花木兰”文化场景的构建过程中，资本利用符号的介入推动了空间的扩张。符号作为空间生产媒介的功能被不断强化，文化事业的发展实则成为了商业资本的积累，传统历史文化与象征意义的“符号”逐渐背离了人文价值［21］。此外，借助当前互联网技术强大的沟通与传播能力，城市空间建设中符号的衍生与文化空间的移植变得易如反掌，在创新性不足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产生文化空间的单纯复制而导致文化空间的重复生产，形成单一的城市景观。最后，为打造新的文化空间，创设出新的文化需求而促进消费，文化符号的本身意义不断被改造，产生新的指向、衍生新的内涵。而这一改造又是以满足资本增值为目的的，极易导致文化符号丧失其本源性与原真性，导致社会生活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城市文化断层的现象［22］。

6.3 符号介入下城市发展的权力景观

“花木兰”文化的符号化为文化空间的扩张与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新思路：空间的扩张使得资本能够在新的社会空间中打开消费市场而获取利润，符号的衍生又使其被赋予新的指向（例如健身行业），并在该指向中发挥出符号本身强大的生产力功能。由此看出，文化符号与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机构正在成为城市发展与资本积累的良好“伙伴”，城市发展可以在“挖掘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促进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被经济基础所规约，但是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总是对经济的发展拥有领导权。政治、文化和经济这一复杂多元的城市主体间关系的互动总是在“符号体系”之下进行，形成了迷惑大众的城市发展模式［14］。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一发展模式中，多个资本主体以符号形式介入，试图获取商业利润，其利益冲突很有可能会造成文化空间的冲突与对峙。而围绕着文化符号的消费又将可能构成社会阶层的重新规划与社会秩序的内在区分［23］。正如“木兰休闲健身中心”的高消费区，逐渐呈现出文化消费的精英主义转向，形成了文化符号服务于部分人的城市权力差序格局。符号在资本驱动下不可避免的异化现象，也会将社会关系的异化带到城市体育文化空间中去。

7.1 结论

在后消费主义时代到来的背景下，符号经济使得多数商品都必须面临文化转向的问题，符号成为资本进行文化空间生产与剩余价值积累的工具。在本研究中，花木兰体育公园通过物理性构筑、社会性构筑和精神性构筑打造出独特的花木兰体育文化场景，实现了“花木兰”的符号化，第三方社会资本的加入深化了符号意义生产的共享机制，促进了人们从文化记忆到记忆共同体的跃迁，同时也吸引了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到公园健身之中，推动了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而资本介入后又实现了从花木兰体育公园到花木兰体育培训机构，再到花木兰健身中心的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资本与文化、符号与经济的交织过程中，“花木兰”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和创新，但是由于资本的加入也使得文化符号的商业化气质更加明显，这可能形成基于经济消费能力的城市差序格局。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一方面在建设体育公园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通过民族文化打造特色城市体育空间过程中避免民族文化陷入媚俗的商业化陷阱。

7.2 建议

在体育公园的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城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打造适用于不同人群的亚文化场景，既要满足不同人群的体育健身需求，又要满足健身需求以外的精神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其次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民族历史打造出具有特色的文化主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促进文化主题的符号化，深化了符号意义生产的共享机制，促进了人们从文化记忆到记忆共同体的跃迁，从而吸引城市居民积极地参与到公园健身之中。最后在体育文化符号的空间生产与衍生过程中，应根据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生活空间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功能布局和总体定位。在建设过程中应以创新开发为主，避免单一空间的简单复制。对于城市建设中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布局，其公共性应该是根本，所以在规划与决策城市空间设计方法时，就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城市文化空间构建中去，形成多元化的开发主体，以及合理的空间收益与利益分配机制，寻求基于城市化效应再分配之上的城市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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