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机理

□ 陆 通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着力推进和拓展的一项事业。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视角来看，其既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特殊生成。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以及前进道路上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时期，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实践路径，必须从大历史观着眼，以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切实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机理。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路径，才能全面推进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同体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古已有之的社会存在形式，更是人类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社会发展样态。马克思早在博士毕业进入莱茵报工作期间就开始关注理性国家背后的共同体问题，并逐渐由对政治国家的批判转入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自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形成唯物史观思想后，马克思恩格斯即开始彻底批判虚假共同体并探究构建真正共同体。

（一）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

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物，每一个人都是通过一定的共同体而进入社会的。自古希腊以来，尽管人们对共同体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普遍承认共同体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且国家是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形式。马克思亦肯定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本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同共同体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存在，而且基于唯物史观辩证地探究了共同体的演进，即从“自然的共同体”到“虚假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本质与消亡。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虚假共同体的深刻批判。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特定存在形式，国家是伴随着分工、私有制以及阶级而出现的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或“虚假的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释了国家作为“虚假共同体”存在的特定条件以及本质特征等。首先，共同体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个体真正自由的前提。共同体产生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个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同时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人类自身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自由”，［2］共同体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个体真正自由的前提。其次，虚假共同体的产生。“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物质前提条件下的活动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并由此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但生产力发展之下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共同体也发生了转变。“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社会分工产生以后便出现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矛盾的客观现实，而且只要这种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还存在，虚假的共同体就会一直存在。再次，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国家由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产生、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并借以化解利益矛盾。但是，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4］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国家才以虚假共同体的面貌示人，私有制同时也决定了国家作为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即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虚假的共同形式。在虚假共同体下代表着“特殊利益”的个人，则只能作为被统治的阶级，屈从于统治阶级的“虚假”的共同利益。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虚假共同体的深刻批判进一步揭示了真正共同体与自由联合体的本质。如果把虚假共同体看作是对自然共同体的否定的话，那么真正共同体则是对虚假共同体的否定，也即对自然共同体的否定之否定。在这样的辩证发展逻辑下，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从自然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在自然共同体阶段，国家并没有出现，共同体以家庭以及家庭基础上的氏族社会关系存在；
发展到虚假共同体阶段，国家为了维护私有制及私有财产利益，便以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并独立的方式存在；
再到未来的真正共同体阶段，国家消亡，将人的一切复归于人之后，共同体将呈现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式。首先，真正共同体是对虚假共同体的超越与扬弃。国家作为虚假共同体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因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所带来的阶级矛盾与冲突，从实质上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而且，只要非自愿的社会分工还存在，便必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化，也便必然呈现为阶级与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故此，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分工和私有制，才能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现象，由此也便超越了虚假共同体。进言之，“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5］其次，真正共同体是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联合。无产阶级在超越虚假共同体之后，将进入一种新的联合，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6］这种共同体不仅使人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个人的控制之下，还使人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实际上，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二）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假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的思考，不仅深刻揭示了因分工和私有制所带来的人的社会生存的异化，也深刻揭示了在这一异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

第一，人的解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现实的个人”在一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发展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现实的个人”在国家这一虚假共同体中显然处于由分工和私有制引生的异化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个人在国家中因非自愿的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差异而处于被蔑视、被侮辱、被奴役的一切关系中。马克思深邃地洞察到虚假共同体的历史局限，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思想。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最早对人的解放作出了哲学意义的阐释：“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8］在此后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一直朝向这个目标不断前进。从理论意义上说，人的解放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从现实意义上讲，人的解放就是不断扬弃因异化而来的人的片面性。实际上，只有消灭分工和私有制，才能进一步消灭虚假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在扬弃异化的社会力量中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各个人在超越虚假共同体进入真正共同体之后，将进入一种自由联合的状态，进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具体样态或鲜明特征，也没有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真正共同体的具体原则，但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中能够汲取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考。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发展前提下实现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为真正共同体的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反之，如果依旧受分工的影响，还不能摆脱异化带给人的受限制、被压迫的状态，那么个人很难实现自由的联合。其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实现人对一切社会关系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然要消灭一切导致社会异化的各种根源，从而“使社会关系由人之外异己的统治力量转化为置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觉支配之下”。［9］再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是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也即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真正共同体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0］共产主义不仅因其解决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更因其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思考，从而为人类未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即是沿着这条人类历史发展之路而形成并不断得以推进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历经百年艰苦奋斗探索和开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产物。无论从外在追求还是内在属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条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人类求索之路，彰显为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物质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共识。

（一）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物质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共同生存于一定的共同体之下，这样的共同体的外在追求首先表征为共同体之下所有个体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理性要求不断得到满足。以这一逻辑发展进路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集各国现代化发展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发展而独有的中国特色之一便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1］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真正体现为以全体人民为对象。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现代化也不是一个脱离于人的存在并在人之外的抽象普遍物。从其根本上说，现代化是人的历史性活动的产物，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且最具中国特色的鲜明特征。从吹响全面脱贫攻坚号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真正实现了全体人民在整体基数上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这不仅是中国自身所取得的傲人成绩，也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仅要实现物质层面上的富足，还要实现精神层面上的富有。“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根本区别即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双重价值追求。而且，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必然的价值追求。在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发展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共同”内含着人民的社会关系本质，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实现了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才能称其为共同。“富裕”意指人民的价值追求属性，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外在价值体现，才能称其为富裕。正因为共同富裕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外在价值追求中，所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推动后世的人们不断追求和构想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图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积极谋求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一个思想丰富、内涵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3］尽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初心不改，持续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根本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时代发展的特定形态，还是当今时代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14］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特定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有机体，本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即要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当前的时代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虚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或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虚幻共同体”阶段，但还远未达到“真正共同体”阶段，正处于前者向后者的长期转变过程之中，从社会形态角度上看属于总体量变中的阶段性、局部性质变的阶段。［15］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其中国特色的时代化发展方式不断地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共同发展，开启了朝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实践探索。

（三）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共识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归是在未来真正实现人的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在他们看来，随着自然性分工的消灭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不仅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更好地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结合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多元化、多极化背景下的人类价值共识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中，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灰犀牛”“黑天鹅”事件频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所有挑战。全球的问题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共同应对，积极倡导并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显然是现时代各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多元价值的必然趋向。每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因而全球化并非一元化、一极化，而是多元化、多极化。由生产与合作而来的普遍交往必然需要人们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共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得出的科学性规律阐释，共同体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历史前提。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以共同体思想为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的价值意蕴得以充分彰显。

（一）在大历史观视野下推进世界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6］大历史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研究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其核心在于，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向和未来筹划中，基于整体性与连续性视野、以历史与未来相贯通的方式，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规律性与时代发展性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样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价值层面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极力鼓吹的“西方中心论”“人类终结论”等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错误思潮与论调。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性变革、历史性成就为现实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缔造向世界深刻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绝非仅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坚持独立自主、自信自立中形成、推进与发展的，并以其自身发展深刻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对这条道路的历史探索，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
对这条道路的未来开拓，更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创造。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唯有坚持独立自主、结合自身实际才能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才有可能成功。“从当代世界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背景下的独立创造。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反映世界趋势，不仅造福中国，而且造福世界。”［17］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人类和平发展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历史进程，以18世纪工业革命为生成背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助推力，推动了西方国家不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在极大地创造了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社会进步。但西方现代化历史并非都是以完满思想绘就的美好景象，马克思早年发现的“苦恼的疑问”、恩格斯青年时期提出的“美杜莎的怪脸”都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统治”下的人类苦难景象的深刻揭示。概言之，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造成了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更造成了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奴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8］但是，建立在这种现代化路径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并不是全球和平发展、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而是在资本的世界扩张中引生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以及广大东方国家对西方世界的依附性状态。［19］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一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是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样的现代化，不过是“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0］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谋求人类和平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对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奉行，深刻体现了对于不侵略、不称霸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倡和坚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走出一条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22］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未来发展图景中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引领人类价值共识

现代化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也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化。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23］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4］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在实然的事实基础上基于唯物史观作出的应然之解。中国共产党呼吁并倡导“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25］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对“世界之问”的价值观念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既是基于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价值理念，更是超越当今所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之上的社会理想。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事实作出的价值构想，表征着基于时代性的现实选择。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指向人类发展的当下，更朝向人类共同发展的未来。而且，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着社会理想的意蕴，作为实然基础上的应然解答必定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发展中超越于时代，因此还表征着超越时代性的理想追求。所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集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积极探索人类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朝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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