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法官江华的家风轶事

李荣喜

江华，原名虞上聪，出生于湖南江华县，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一生严以律己，身居高位而不存私心半分，手握权柄而不越雷池半步，注重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家人、亲戚，是涵养良好家风的典范。

“我回来，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脱离群众的事情。”

1985年11月初的一天，江华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快件。这是一封邀请函，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邀请他回家乡参加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江华非常高兴，自己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整整60年了，战争年代，一直无法与家乡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曾1965年、1982年回过家乡两次，但回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次回去他打算回一趟老家鹧鸪塘，在生他养他的老家住上两晚。

11月18日，江华吩咐秘书想办法在北京买4盏马灯。秘书迷惑不解：“现在到处都是电灯，大街小巷灯火通明，您要买马灯干什么呢？”江华答道：“叫你去买你就去买吧。”秘书和司机转了半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马灯的影子，只好回来如实告诉江华。江华想了想说：“你明天繼续帮我找，要到边远的小商店或者老胡同，大商场是买不到马灯的。”果然不错，工作人员终于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小商店买到了。当秘书告诉江华时，他高兴地说：“好！好！请把马灯包装好，放到我的办公室。”

11月21日，江华嘱咐秘书：“23日我要回湖南，那4盏马灯千万不能忘记，要帮我带上。”

11月23日，江华及夫人朱浔回到江华县城沱江，下榻县政府招待所。

当天晚上，江华召见了侄女婿、县民委副主任李先运。江华和夫人回来参加县庆活动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县里在吃住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然而，江华参加完县庆活动却对朱浔说要回老家去住。

江华的老家在大石桥乡鹧鸪塘村，距县城40多公里，生活不太方便。县里的同志就请朱浔做工作。朱浔说：“我了解他，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拖不回的。

李先运告诉江华：“江华是个贫困县，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县领导听说你回来要在家里住几个晚上，特意在家里安装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和6盏电灯。”江华听后十分生气，立即找来县领导，斩钉截铁地要求把发电机和电灯都拆了。他说：“鹧鸪塘村100多户人家，500多名群众，为什么单独为我家安装电灯呢？我回来，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脱离群众的事情。我从北京带回了4盏马灯，晚上点上马灯就可以了，已经安装的都要拆除，不然，我就不回来了！”无奈，工作人员只好立即派人把柴油发电机和电灯拆了。

11月27日，江华携夫人朱浔在刘亚南、江华县政协主席李金旺陪同下前往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临走时，朱浔要县里的同志给她一些旧报纸和面糊。他们以为是江老要看，那个年月乡下难得见到报纸，就拿了几张近日的《湖南日报》。朱浔说：“少了。”又拿来了十几张。朱浔说：“还不够。”于是，县里的同志用麻绳捆了一扎。

回到鹧鸪塘，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回到了他曾经熟悉的老屋。江华跟侄儿侄女们嬉笑聊天、下棋，高兴得像个顽童。

傍晚，鹧鸪塘村的男女老少听说江华要住在家里，都去他老屋见他。堂屋里4盏马灯齐明，映照出乡亲们一张张欢乐的笑脸。江华坐在一盏马灯旁，亲切地和乡亲们聊起了家常，从乡情、乡景讲到自己对故土的思念，讲到自己的革命经历。他深情地说：“1938年8月，毛主席帮我改名江华，这个名字我一直沿用下来，其中寄托着我对家乡深深的怀念，也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华人。我13岁就外出求学，后来搞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很多的仗，吃了很多的苦，爬雪山过草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经历过。现在吃穿不愁了，村里要想发展起来，就要想办法把村里的水电路搞好。”他的侄子虞大沣说：“我们正在筹集资金，准备明年通电。路和水的问题村里也有了规划。”“那好啊，村里搞什么事情，都只靠上面扶持，那是不对的，要自力更生。”那晚，他与乡亲们聊得很晚，直到凌晨12点多钟，乡亲们仍然兴致勃勃，久久不愿回去休息。

晚上，江华执意要睡自己童年时代睡过的房。

这哪算得上是“房”呢？砖墙泥坯大都脱落，蜘蛛在四周织网。头一天还是做柴房用的，听说江华回来要住这里，家里人才临时收拾一下，摆放了一张床。江华刚刚走进房里，就觉得颈脖子有什么爬了上来，伸手一摸，竟是一只蟑螂。江华幽默地一笑：“好久不回家，这些小玩意也来拜访老朋友了。”朱浔也笑了：“等会恐怕要‘拜访得你一夜睡不着呢。”江华说：“睡不着也要睡两晚，这是我童年的‘窝嘛。”“童年是童年，晚年是晚年啊！”朱浔这样说着，就解开从县里带过来的那一扎报纸，刷着面糊一张一张地往墙上贴。江华见状，立即帮忙。

糊了报纸的墙壁带来了清新气息，这一夜江华睡得很香。

马灯的灯光虽弱，却比电灯更能照亮人心。

“修房子是家中私事，凡事尽量靠自己力量解决，千万不能揩公家的油。”

1983年12月10日，江华的侄女婿李先运给时任中顾委常委的江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家里的老房子因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已破烂不堪了，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他们正在维修几个小房间，准备对下堂屋进行全面翻修。

江华对这座老屋感情至深，每次回家，都要在自己父母住过的房间里住上几天，以怀念在生前未能尽孝，临终时都未能见上一面的亲人。他想，祖辈们在旧社会受苦受难，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建起房子。时至今日，父辈们没有能力修葺房子，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一些了，如果毁在我们的手里，实在可惜，也对不起先辈们，房屋翻修势在必行。再仔细一看信的内容，江华很快就发觉到这封信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外之意是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要上级政府出资修房。这怎么行呢？于是，江华提笔写了这封回信：

先运侄：

12月10日来信收悉。金旺来时也已谈及修房之事，情况已悉。

听到旧屋三小间已动工修理，约廿号左右修理完毕，很好，我放心一半了。你们对下堂屋翻修的意见，我同意。但在修理过程中要尽量节约。84年秋季前先备料，料要备得充足些，修时一气呵成。

现请金旺带去叁佰元正，作为买燃料烧砖瓦之用。钱放在你处，由你支付，不要交给大沣。如暂时不用，可存银行，用时再取。

修房子是家中私事，凡事尽量靠自己力量解决，千万不能揩公家的油。

该付的要付足款，不能拖欠或少付。要搞合法的，不要搞非法的侵占、揩油。

上次我写给你们的信，是家信。家信所谈的是私人的事，给别人看是不妥当的。这种事情麻烦组织，更是不妥当。请注意影响。来信请直接寄法院朱浔收可也。

叔：上聪

1983.12.27

他在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搞合法的，不要搞非法的侵占、揩油。”“修房子是家中私事，凡事尽量靠自己力量解决，千万不能揩公家的油。”“这种事情麻烦组织，更是不妥当。”对于修老屋这个事，江华同意，但必须自掏腰包，额外的东西想都不要想。

1985年11月23日，江华应邀回家乡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从李先运的交谈中得知，在修葺老屋时，大石桥乡政府给予了支持，垫付了一些钱，现在还有60元钱没还。江华严肃地说：“家里修房子怎么能用公家的钱？以后决不允许类似的现象出现。”11月27日，江华回到鹧鸪塘，马上掏出60元钱交给侄子虞大沣，并再三嘱咐，第二天一定还清。

后来，房子修好后，他把父亲虞有葵老人的字“向阳”亲笔写好，刻在门楣上，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

11月28日，江华组织乡亲们包粽子，要求大家要像青色的粽叶和白色的大米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如今，每逢端午节，鹧鸪塘村都会组织大家包“清白粽”，让乡亲们牢记江华的谆谆告诫，接受廉政教育，过一个风清气正的“廉节”。

江华的堂侄媳李凤英说：“他就管国家的事，屋里的事一点都没管。

虞大沣自豪地说：“多年来，全家人都以他老人家为榜样，没有一个人占公家的便宜。”

江华用自身的一言一行感染着家乡的群众，让大家明白，幸福生活都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奋斗出来的。

“要踏实做人，靠本事吃饭。有本事自己考出去参加工作。”

江华走上革命的道路，与父亲虞有葵，母亲唐氏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父母为人忠厚老实，公道正直。全家11口人，凭父母亲种几亩薄田、磨豆腐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两位老人经常接济村里的穷苦人家、孤寡老人，并敢于主持公道，为穷苦农民说话，在村里很有威信。

父母的言传身教，培育了江华正直无私的品德。新中国成立后，江华身居高位，始终清廉自律，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没有一次动用关系为村里和家中亲戚谋过私利。

196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第一次回家，当晚全家人坐在堂屋里吃团圆饭，几位晚辈想请他帮忙，出去参加工作。话没说完，江华立刻严肃地说：“要踏实做人，靠本事吃饭。有本事自己考出去参加工作。

1987年7月，虞大沣的大儿子虞庆球九嶷山学院毕业。九嶷山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不包分配，自谋职业。因此他到北京找到江华，想请他打声招呼谋个铁饭碗。江华不作声，让虞庆球写一篇关于长城的文章。待文章写完后，江华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忙我帮不了你，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虞庆球从北京回家后，牢记江华的教诲，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应聘到广东一所学校当教师。两年后，参加广东省公务员考试，成为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的一名公务员。

虞大沣说：“我们都严格按照叔叔的教诲，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16岁下田干活，支撑起一个家。大弟虞大礼，在浙江省工作，一直是普通干部。二弟虞大澄在冷水滩当了一辈子工人。我的二儿子虞庆科因工厂改制下岗，他没有怨天尤人，与当农民的三儿子一道南下广东打工。”

江华严格要求家乡务农的亲属，不要有任何优越感，要老老实实当好农民，听政府的话，带头交公粮，不允许他们向当地政府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现在已经不工作了，国家还给工资。有吃有住就行了，千万不要与人家比。”

江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是统率千军万马，还是閑居独处，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出身贫寒，历经磨难，深知农民生计艰难，一缕一粟来之不易。他在饮食上从不挑剔，他和朱浔一顿饭往往是一荤两素或两荤一素三小碟菜，以稀饭为主，只是和秘书一起吃饭时，菜才可以多一点，但他要求务必吃完。吃不了的菜他要求服务员留起来，下顿再热给他吃。一次在空军招待所参加中央全会，他中午没吃的半条鱼要服务员晚上热了送来，但服务员倒掉了，晚饭时急着找秘书想办法。秘书只好让服务员说是自己吃了，他才不再追究。

1982年在零陵地区招待所时，负责接待的同志特地为江华和夫人点一条大鱼品尝。江华却语重心长地对秘书和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说：“你们看看，这条鱼我俩怎么吃得了呀，太浪费了。”原封不动地要服务员拿走了。

江华衣着朴素，两件涤卡外衣穿了很多年。20世纪50年代做的一件灰色夹大衣，袖子短了一大截，穿起来实在难看，江华不同意做新的。无奈，朱浔只好将大衣袖子的里边放下来，可以稍长一点儿。他穿的毛衣、毛裤、背心都是朱浔一针一线编织的，直到朱浔年老做不动了才同意添些新衣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工厂劳动，自己动手补袜子和棉毛衫。有一次接见外宾，竟穿了平时穿的那双底部有洞的皮鞋去，朱浔要他扔掉，穿一双好一点的，江华不肯，说朱浔是怕洋人。

江华只有一套毛料中山服，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特别法庭发的，他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出席会议或会见重要客人时穿一下，袖口磨破了，又翻过来重接。他日常外出一直穿灰色的“涤卡”中山服，直到90年代初，才添置了一件黑色夹克衫。他特别喜欢穿布鞋，每次回江华，都要带两双亲戚手工制作的布鞋返回北京。

在住的问题上，江华也不讲究。他到地、县一级调研，一般住招待所，不住豪华宾馆。1982年，江华到郴州调研，郴州地委从安全着想，没有安排住闹市中心的地区招待所，而是在市委机关腾出几间房子，从招待所租几套被子接待。尽管住的条件不怎么样，江华表示很满意。

江华艰苦朴素，厉行节约。他用的电视机是1975年与朱浔同志结婚时买的，一直用到去世。冰箱是单开门的，还经常出问题。1989年1月，江华准备去杭州过春节，他找秘书张维借钱，说冰箱坏了，再也无法修，必须买一台新的。秘书借给他1000元钱，买了一台冰箱。

江华接打电话也注意节约时间，不管是打进来的或打出去的，只要话说多了且涉及聊天内容的，他马上会说：“电话是这样用的么？怪不得电话老是占线，电话局应付不了了，快放下。”江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经常对朱浔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工作了，国家还给工资。有吃有住就行了，千万不要与人家比。”

为了节约纸张，江华在做笔记时，把字写得小小的，密密麻麻的。红铅笔用到只剩下一点点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医生送他两支铅笔，他也舍不得用。

江华平时自己甚俭，对有困难的人却尽力帮助。他自己的钱不够用时就向秘书借，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人。他常常为家乡落后的经济而焦虑。1991年，他把回忆录《追忆与思考》的全部稿费5300元，加上自己积攒下来的1500元钱，派秘书送到鹧鸪塘，交给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手中，让他们用来办一点集体事业，鼓励村干部带领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99年12月，江华同志逝世，其存款只有3万元。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是少得不能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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