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白玺艳 吕婵

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数字化的信息知识成为推动实体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如何提升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企业的深入融合，已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商业界来看，自2013年起，亚马逊、Facebook、腾讯等全球知名企业开始布局数字化转型战略；
2016年美国、日本、英国数字经济增速分别达到6.8%、5.5%和5.4%，远高于同年GDP增 速。随着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在稳步发展，数字经济呈现繁荣发展形势，例如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例高达38.6%。从政策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出在经济活动下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加快，数据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日益凸显。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可见，数字化转型成为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最近新冠疫情的流行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产生了较大冲击，并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疫情之下非地理聚集性的活动推动实体经济对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面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亟需思考在传统产业和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过程中，如何借助数字红利，有助于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目前探讨数字化转型及其对公司实际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研究结论也存在不一致性。一方面，研究发现传统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价值没有显着影响(Curran, 2018)；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eng& Tao, 2022;Moretti & Biancardi,2020)，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高，组织的生产效率就越高(Ribeiro-Navarrete et al., 2021)。数字化技术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个性化需求，重塑传统商业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机制，通过新的参与者拓展企业用户的广度和深度(Kraus et al., 2021)。已有研究表明，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鼓励创新来提升企业价值(Peng & Tao,2022)。因此，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吗? 哪些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及其机制?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回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本文以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数据库和手工收集、整理数据，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报告，考察内部控制质量的公司治理效应。有鉴于此，拟从“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企业价值”的思维逻辑，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进一步，从内部财务控制层面，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价值”这一传导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丰富企业市场价值的前置因素的研究。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依托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践，探讨它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2）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优化乃至重构企业创新流程、强化企业创新的用户需求导向等角度，分析了企业创新体系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动能的实现路径，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3）将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和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基于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和财务风险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市场价值的边界条件，丰富了企业市场价值的形成机制研究。此外，本文分析企业创新体系中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赋能效应的作用，并探讨了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企业创新动能的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创新过程，最终影响市场价值，具体如下进行说明。

1.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提振企业的创新动能。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准确地掌握顾客的需求导向，评估当前技术创新方向和生产工艺的不足，从而针对性进行研发投入。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对消费者需求分析的能力，促进了企业运营模式的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满足不同顾客的差异化需求，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粘性(Litvinenko,2020)。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多元化和个性化，参与者的业务多元化成为提升用户价值、增强数字生态活力的重要因素(Jacobidese et al., 2018)。其次，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和成本，提升企业研发的意愿和动机(Pan et al., 2022)。研发活动的特点是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使得很多公司不愿意进行研发投入，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数据预测能力，从而降低企业研发过程中的研发成本。在机器算法分析结果的引导下，会根据实时采集的数据，不断修正分析结果和及时反馈，第一时间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Giusti, et al.,2020)，数字化转型为研发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信息，提升了企业研发效率。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创新进而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2.数字化转型能更好地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首先，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数据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有价值、多元化和异质性更强的信息(Li et al., 2022)。基于信息理论，高效的信息处理提升企业战略决策效率。其次，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产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每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Kraus et al., 2022)。最后，数字化转型可以从组织管理的角度降低企业生产运营的成本。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部门之间信息传输的成本，从而缓解组织管理问题，提升生产效率。Xia等（2022）指出企业的数据分析能力可以优化组织管理流程和决策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

企业经营管理效果是否有效、合法合规、资产的安全完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内部控制的相关信息及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可靠等一切都依赖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施行(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内部控制的目标是确保企业财务报告及信息的真实完整(杨旭东等，2018)。首先，内控制度的制定和推行涉及公司的各个层级，如高管和员工等。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员工的充分参与，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内部牵制和职责分离。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有效提升决策者的自由选择权，降低决策者风险规避的动机，推动企业采纳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价值的稳步提升。Zhai等（2022）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帮助管理层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做出正确的资源配置与成本管控等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成本管控与风险应对水平，进而有助于数字化战略的决策。

基于此，内部控制被认为是一种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契约手段(陈作华和方红星,2019)，它能高效监督决策者的战略决策过程 (杨松令等，2014)，促使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并防范企业经营风险。具体而言，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防范舞弊行为的重要机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水平对于实现企业风险管理和控制、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风险和持续经营的波动风险(方红星和陈作华,2015)、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2:

H2：当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获取于CSMAR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数据库，以2007-2020年A股公司为样本，数据处理过程如下：(1)剔除保险和金融类样本；
(2)剔除ST、ST＊样本；
(3)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
(4)对连续型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Winsor2缩尾处理。经处理，最终得到26785个观测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为企业市场价值(Tobinq)，表示企业运营状态和增长潜力在资本市场中的反映，本文以托宾Q值来衡量(张叶青等，2021)。

2.自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T)，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信息，通过编写Python程序批量收集、匹配和统计文本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数，这也能较好地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3.调节变量为内部控制(IC),采用迪博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李志斌等，2020)。

4.在控制变量选取上，本文借鉴既有研究文献，选取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指标变量。具体如下：公司年龄（Ag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是否两职兼任（Duality）、实际控制人持股（Top1）和资产结构（Tangibility）等。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构建

参考连燕玲等(2019)的研究方法，采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差进行估计，并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进一步地，为检验内部控制质量（IC）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第i个上市公司，t代表年份，∑Control表示回归所控制的变量，包含企业财务特征和治理结构等两方面；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方法（Fixedeffect）进行回归模型的系数估计，并控制行业、年度的固定效应。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价值指标（TobinQ）的均值为2.1085，中位数为1.6600，表明样本中TobinQ变量近似于正态分布，标准差为1.4020，表明不同企业间的企业市场价值相差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T）的均值为1.0310，标准差为1.305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8828，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波动性较大，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有所差异。内部控制质量指标（IC）的均值为6.2461，标准差为1.2384，表明不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异相对较小。其他变量如表2所示，不再阐述。

表2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3列出了Pearson相关性系数检验结果。各个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0.5，因此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发现数字化转型（DT）与企业市场价值（TobinQ）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初步支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正向影响。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纳入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未纳入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第（3）列纳入个体、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在控制个体、行业和年度等固定效应及纳入控制变量后，Adj.R2明显提升，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提升和拟合优度较好。本文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DT）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coef.= 0.0405, p＜0.01; coef.=0.1153, p＜0.01; coef.= 0.0692, p＜0.01）。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说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体现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效应”。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创新能力和生产运营效率，提升企业应对经营风险和压力的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这也与研究理论逻辑相符，支持了研究假设1。

表4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

(三)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未纳入个体固定效应，第（2）列未纳入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第（3）列纳入个体、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从表5发现，DT×ICI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显著（coef.=0.0136, p＜0.05; coef.= 0.0210, p＜0.01; coef.= 0.0130, p＜0.05），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当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时，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正效应，研究假设2得以支持。这表明企业基于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而促使企业实施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因此，需要完善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从而发挥内部控制的公司治理积极效应。

表5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市场价值的调节效应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1.为解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具有的内生性问题，以上一年度同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6。从表6可知，控制逆米尔斯（IMR）比率后，回归结果与上文仍然一致，说明处理内生性解释变量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市场价值。

表6 工具变量法

2.为降低可能具有的因果互置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7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3.参考祁怀锦等（2020)的文献，剔除了信息技术等传统数字化产业的行业代码，包括C39（计算机和通信等制造业）、I类所有行业（信息类产业）的样本，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仍然正向显著，结论与前文一致。

表8 剔除传统数字化产业

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年报文本信息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价值关系及其调节机制，为数字化转型与实体企业融合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实证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时，会显著提升公司价值；
当内部控制水平越高时，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能评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相关的风险和收益。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1）企业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效益，进而提升企业市场价值。企业要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创新发展模式，发挥数字化的“长尾效应”创新价值创造模式。（2）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堵点。政府应完善数字化领域的立法制度，防止数据垄断、“数据鸿沟”和“信息贫困”，降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信息被窃取的问题。（3）应防范和化解管理层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警惕管理层为掩盖非法寻租行为而进行的不合理行为，尤其要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促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进而实现企业价值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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