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露
（南昌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乡村教育是一种与城市教育和城镇教育相对而言的，以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所在地性质命名的教育样态。虽然乡村教育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教育样态，其发展历程已跨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当前，除了少量具备成人教育性质的教育之外，乡村教育“主要是为在乡村中生活的青少年提供教育服务”[1]，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等阶段，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在学规模最大。根据《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和《2021 年教育统计数据》[3]，2021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 万所，在园幼儿4 805.21 万，专任幼儿教师319.1 万，其中33.41%的园所、19.08%的幼儿、16.36%的专任教师在乡村。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学校20.72 万所，其中，52.86%的小学和25.57%的初中位于乡村；
在全国1.58亿在校生中，乡村小学生和乡村初中生分别占相应群体的20.85%和12.15%；
在1 057.19 万专任教师中，乡村教师占21.12%。
办好乡村学校，是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学界对乡村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但大多数研究是从乡村教育发展所处的困境出发，进而探寻乡村教育振兴的方法和路径。这种研究思路有助于发现乡村教育面临的特殊困难，但它是以乡村教育处于发展的劣势或发展的不利地位为研究假设，然而，从教育发展的视域看，乡村教育发展滞后本身是劣势，同时也是一种优势。事实上，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虽然相对落后，但也具有“落后者的优势”，即乡村教育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从这一假设出发开展研究，有助于打破乡村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惯常思维。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从何而来？具体包括哪些优势？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会自动发挥作用吗？如果不能，又该如何利用和发挥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回应上述问题是明晰和把握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转换乡村教育研究思路的必要前提。
乡村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发展的劣势，但其中也蕴藏着发展的优势。发展劣势和发展优势是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在理解乡村教育发展时，既要看到两者间的差异，也要看到两者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教育事业是动态发展的，深刻理解乡村教育发展的劣势与优势的辩证关系，是厘定乡村教育发展策略的理性选择，也是持续发挥乡村教育后发优势的重要思路。
有关后发优势的概念，最早能上溯至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后，众多学者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多个视角进行了阐释和研究。俄裔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通过梳理和总结19 世纪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实践经验，率先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后发”与“先发”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后发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后发国的历史地位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有利条件，是与后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性共生的优势[4]。在格申克龙看来，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存有较大的异质性，这将影响不同国家的发展实践，一个国家相对落后的程度越大，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就会比先发国在现代化初期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其后的发展速度也就会越快。格申克龙从四个方面对后发优势做了概括：一是后发者能够寻找替代性的手段或者工具，因此，拥有多样的选择，能尽可能避免走弯路；
二是后发者可直接引进先发者的成果，并以此推动自身的快速发展；
三是后发者可以借鉴先发者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此实现有效追赶；
四是后发者面临的落后现实和所处的落后地位，会促使其产生更强大的发展动力[5]。
在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以林毅夫[6]等人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学界的代表性观点可知，后发优势理论的基本内涵是：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在先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经验的引领带动下，基于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科技成果、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引进与利用，后发展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拥有比先发国家更大的优势。
总体而言，后发优势是一种由落后所带来的特殊益处，是落后国家或地区实现追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要素。这种优势要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才可能存在，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存在的基本前提[7]，后发优势使其“省略了试错、弯路这些前人付出巨大代价的环节”[8]，成为推动后发者成功实现追赶式高速增长的动因之一。同时，后发国家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后发优势，因为后发优势“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9]，是由落后本身带来的。因而，后发优势通常也被称为“落后的有利性”“落后得益”等[10]。
需要明确的是，“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绝不是一对静态的概念。在发展的实践中，两者具有辩证转化的矛盾特性，如原本资源丰富的地区因过度开发而资源耗竭，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产业结构落后的地区经过技术引进实现产业替代升级，将形成产业结构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为后发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同时，该理论在实践中也早已被一些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发展的实践所验证。世界范围内，以西欧诸国为代表的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后，才逐渐发明和积累起实现本国工业化的各项技术，但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后发国家或地区发挥和利用后发优势，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的可能性由此不言自明。
后发优势理论起初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用于分析和探索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其对探索后发地区、企业以及学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价值。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欠发达地区所拥有的后发优势，主要是其与教育发达地区在教育理念、办学经验、教学手段、师资管理、考核评价、教育技术、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教育欠发达地区不必花费同样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重复探索教育改革发展的过程，而是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学习、吸收和创新的方式，获得教育改革发展所需的教育教学理念、经验、技术、制度等，进而推动教育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和教育手段的最优化，业已成为缩小教育发展差距，提升教育发展水平的有力武器。教育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推广现代教育技术，让科技赋能教育，在较为短暂的时间里，有效改变乡村学校低效的、单一的传统教育方式，实现向灵活的、丰富的和高效的信息技术教育的大步跨越[11]。
由于有可供利用的后发优势，教育欠发达或教育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有机会实现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纵观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各国均以教育改革为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格局。教育发展的暂时落后并不意味着一直落后。依靠后发优势带来的益处，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教育水平的现象也并非个例。世界教育发展的高地曾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然后转移到德国，再后来又转移到美国。世界教育中心的不断转移以及各国教育地位的交替领先，有力地诠释了教育领域的后发优势现象[12]。
综观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国用20 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13]，有力地保障了适龄儿童机会均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从根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有学上”的问题[14]。我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义务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党的关心和坚强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义务教育事业从目标的设定到进程的安排，从路径的甄选到方法及策略的使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和发挥了发展中的一系列后发优势。
就乡村教育发展而言，在我国当前语境下，“乡村”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闭塞”“落后”的代名词。在一定时空内，乡村教育要摆脱低水平发展的标签依然困难较大，城乡教育关系也依然会保持“中心-边缘”的状态。虽然落后本身是一种发展劣势，但是乡村教育作为落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落后者独有的发展优势。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是一个系统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城乡教育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处于落后的发展状态而产生的，是乡村教育独有而城市教育没有的。
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只要城市教育处于领先的发展水平，乡村教育就一定存在发展的后发优势，即使乡村教育不进行创新，仅通过引进、模仿和学习，也能够释放后发优势。
由于有城市教育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乡村教育无需在探索制度建设、组织形式、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付出太多精力和成本。相对于城市教育发展的原始创新成本而言，乡村教育采用模仿创新的发展策略，所付出的是相对低廉的学习成本，原创性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其所承受的风险成本也就相对较小。虽然乡村教育的学习成本大大低于自主创新成本，但其拥有的后发优势却非常可观。乡村教育利用后发优势，可以挖掘自身发展的巨大潜力，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乡村教育还可以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加速对城市教育的追赶，进而尝试在某些方面赶超城市教育。同时，城市教育由弱到强发展路径，是乡村地区教育发展的一面镜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乡村教育可以学习借鉴城市教育的办学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探索一条有别于城市教育发展的实践道路。
除此之外，乡村教育作为后发者，在多变的发展环境和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中，也相对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发展机遇，进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取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免费搭乘”效应，将为乡村教育发展带来机遇。
由于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具有实现的人为性特征，因而是否能充分释放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还取决于乡村教育利用后发优势的能力，而如何利用好这种能力，则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赖于人们发现乡村教育后发优势的能力。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乡村教育是一种与日俱新的、动态发展着的教育样态。虽然城强乡弱的教育发展格局使乡村教育处于发展的劣势，但是，在教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乡村教育有机会实现由后发劣势向后发优势的辩证转化，而厘清乡村教育多维的后发优势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前提条件。
教育发达与教育落后，都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状态。无论是教育发达地区，还是教育落后地区，都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或是经历一段曲折。教育发达地区之所以能够步入教育发展的快车道，是因为其通过更新教育理念、理顺教育管理机制、创新教学方法、借助外部有利政策和资源支持等途径，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克服教育发展的瓶颈，革除教育发展的痛点和难点，不断开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局面，最终成为教育发展的佼佼者和示范者。
在我国，历史条件、教育发展策略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城乡教育在教育理念、办学规模、资源保障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异质性，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也由此产生。在当前的教育话语体系中，城市教育是先进教育的代名词，其所具备的先发优势不言自明。无论是在管理思路、办学理念上，还是教育教学方法方式上，城市教育总是能够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教育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这就意味它比乡村教育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城市教育可以率先开启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路径。但是，城市教育在拥有发展先机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一系列未知的风险。
对于乡村教育而言，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虽然使乡村教育扮演着模仿者、跟随者的角色，但是城乡教育的差序格局在客观上促成了城市教育先进办学经验的外溢，乡村教育可以借鉴城市教育的发展经验，吸取城市教育的发展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已知风险，从而减少或降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越大，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也就越大，可供乡村教育比较和选择的模式与经验也就越多，乡村教育开辟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参照也就越多。当然，乡村教育不仅可以借鉴城市教育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也可以从国外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找有益的参考。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以固本、惠农以安民的治国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乡村在有效解放农业生产力、释放农业发展新活力、健全乡村振兴体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
随着乡村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乡村教育的发展面貌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强力推动下，乡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至2019 年底，全国30.96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的办学条件达到“20 条底线”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76%。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睡通铺、站着吃饭、洗不上澡”的现象基本消除，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变得“小而美、小而全”[15]。我国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真正实现了“最好的建筑在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的目标。但是，历史欠账导致的城乡教育差距，使得乡村学生“向城而学”、乡村教师“向城而教”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生育政策的转变，农村劳动力携带子女进城务工等多维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城市挤、乡镇弱、农村空”的教育问题，导致乡村教育在城乡教育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和落后的地位。
虽然同城市教育相比，乡村教育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乡村教育是暂时的“弱势”教育，而非“弱质”的教育，是“底层”的教育，而非“底端”的教育。乡村教育发展的相对弱势和相对落后，会造成一种紧张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会激起人们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的强烈愿望，进而激发出乡村教育的后发自觉，释放出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内生发展动力。从“一个都不能少”到“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的办学目标转变，从让每一个适龄儿童“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诉求转变，体现了乡村教育对改变发展现状的强烈期盼。
乡村教育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相关利益主体对乡村教育的改革发展有着不同的诉求。梳理乡村教育的多元利益主体可以发现，乡村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共治的过程。这种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能够为乡村教育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是我国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探索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一方面，乡村教育虽然拥有多种教育层次，但以义务教育为主，公共产品属性突出，其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改革发展，能够充分调集或整合各种资源，最大限度激发乡村教育改革发展的活力。为了支持乡村教育振兴，我国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加。2020 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 033.87 亿元，较上年增长5.69%，农村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11 541.34元，较上年增长3.73%，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11 178.71 元，较上年增长4.66%。农村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15 731.01 元，较上年增长3.51%，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15 112.10 元，较上年增长3.92%[16]。2021 年，中央财政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 739.3 亿元，同比增长2.5%。在“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经费达7 495 亿元，年均增长5.97%，其中，用于农村地区的资金占比保持在90%左右[17]。2022 年，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达3.2 万亿元，比2015 年增加1.3 万亿元，年均增长7.7%，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80%以上用于中西部省份[18]。
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振兴，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教育发展事业。城市教育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走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前沿，肩负着帮扶乡村教育发展的任务。城市地区能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能够有力推动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迈向深水区，并成为区域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示范效应，将有效加快乡村教育的发展步伐。
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寻找家长、社区、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乡村教育与政府、社会组织等相互依存的协同治理体系，能营造出乡村教育振兴的优良生态。
城乡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是我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着力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努力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教育供给同适龄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需求不匹配，教育发展水平与服务能力不能够充分、有效地满足人们对于优质教育广泛性、多样性、全面性的需求。就城乡教育而言，教育发展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城乡教育投入差异所导致的两者在办学水平、教学质量、育人理念、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差距。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则体现为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优质乡村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有限。教育发展的不充分是导致教育发展失衡的客观因素。教育发展的不充分，致使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因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症结就在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以解决教育发展不充分为着力点推动教育的充分发展，将推动教育发展的整体平衡。
要实现城乡教育平衡充分的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好乡村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优化现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当前，我国的发展战略正由“穷国办大教育”逐步向“大国办强教育”转变，乡村教育政策供给的完善提升了乡村教育的实践张力，回应了城乡教育平衡发展的现实诉求。为支持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相继实施了“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建设、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一系列教育改革项目。新时代的基础教育应通过持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加大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深化乡村教育管理机制体制改革等多种途径，有效解决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从而逐步缩小城乡教育的发展差距。
明确乡村教育振兴所具备的后发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乡村教育发展的信心。但是，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并不是自发性的，它是一种潜在的而非现实的优势，具有实现的人为性特征，虽然容易被发现，却不会主动发挥功效。阿伯拉莫维茨提出了后发优势的潜在性问题，明确指出后发优势虽然客观存在，却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想要成功地将潜在的后发优势变为现实的发展动能，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努力[19]。诸多的现实案例表明，全球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地利用后发优势并且取得实际成绩。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拥有后发优势，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还是越来越被“边缘化”。在教育领域，也有诸多发展滞后的国家或地区，它们虽拥有后发优势却难以将其转为现实优势。同时，在发挥后发优势过程中所内生出来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会导致后发劣势的出现，这也为长期发展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因而，要唤醒和释放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真正将乡村教育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由潜在状态转化成为现实状态，仍然需要乡村教育做出一系列变革和努力。
通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可知，后发地区存在诸多可能，能够采取有别于先发地区的发展方式及途径，达到与先发地区相近的发展状态或水平。然而，后发优势具有潜在性特征，必须通过后发者自身的不断努力，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方能由潜在成为现实。由于城乡教育是根植于城乡不同文化的教育样态，因而城乡教育是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有着重大区别的异质性教育。乡村教育在正视落后现实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将潜在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后发优势，就有可能追赶乃至赶超城市教育。
回顾城乡教育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最早的教育就是同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融的乡村教育。到了近代，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城市化或城市支配乡村成为普遍现象，这导致了乡村教育的逐渐退败和边缘。乡村教育自身发展的理论准备不足，道路自信缺失，似乎只有模仿和复制城市教育才能寻求生存空间，乡村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进程也在“离农”和“为农”的悖论中摇摆不定。
综观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等领域的多元化或多线进化被公认为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加强乡村教育的理论探索，走乡村教育的独特道路，是符合人类社会多线进化的主流方向。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关注乡村教育综合改革，深化乡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既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又具有典型的地方视野。
乡村教育的特殊地位和发展历史，决定了乡村教育振兴必然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回顾和梳理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可知，在近代，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运动先驱，将乡村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为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育在缓解国家办学压力，满足乡村儿童教育需求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乡村教育应站在历史的、现实的以及未来的角度，厘定自身的办学定位，正视落后的现实状况，阐释乡村教育的独有价值，推动乡村教育理论的守正创新，明确乡村教育的先进性以及存在的正当性，从而重塑乡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自信，走出乡村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充分释放乡村教育的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发挥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之上，主要有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两种形式。如果后发地区只是采用模仿的手段而忽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就有可能落入后发优势陷阱。所谓后发优势陷阱，是指后发国家或地区在利用和释放后发优势推进自身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困难、障碍和风险[20]。如果乡村教育只是模仿城市教育而不顾自身实际，或者不能合理、辩证地处理好模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有可能落入后发优势陷阱。
一方面，城市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虽然可以形成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但这一优势会逐步递减并将最终消失。乡村教育每引进、模仿或学习一次，其与城市教育的发展差距就会缩小一部分，后发优势也就随之相应减少，直至只存在一个“最后最小差距”。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对引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等进行优化重组或再创新，那么虽然可以无限接近城市教育的发展水平，但永远只能跟随城市教育的发展步伐。此时，乡村教育就会面临着最终的恒差距，即“最后最小差距”。由于无法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消除这个差距，因而这部分后发优势会始终存在却无法实现，乡村教育也因此陷于“引进—落后—引进—再落后”的循环往复的泥淖之中。
另一方面，乡村教育可以直接引进城市教育的先进制度，以便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效，但是，由于有制度嵌入环境的适应性、制度功能传导的排他性等因素的存在[21]，又可能会给乡村教育的稳定发展埋下一些未知的隐患。完整意义上的制度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顺利移植，而非正式制度则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改变。若没有非正式制度的配套变革，即便是实现了正式制度的顺利引入，其制度体系依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仍然可能因“制度夹生”问题而落入后发优势的“制度陷阱”。因此，乡村教育要在立足乡村社区实际、尊重乡村发展历史、综合考量和科学研判乡村教育发展环境的基础上，经历一个从学习积累到模仿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积累和模仿创新是乡村教育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前提，而自主创新则是学习和模仿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总之，对于乡村教育而言，正确的发展思路应是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独立自主，从以模仿为主，经历模仿创新，最后逐步过渡至自主创新，跨越后发优势陷阱，顺利实现从追赶到赶超，完成领跑的优势转换与战略转移。
乡村教育之所以具有后发优势，其根源是落后本身所带来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说，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而具有后发展的相对优势。乡村教育后发优势的来源，在于对城市教育或其他先进教育经验的学习和模仿。由于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乡村教育发展的速度可以大大提升。
由此看来，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应该先提升乡村教育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使其能顺利迁移城市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与乡村教育的现实情况合理对接，主动避免“水土不服”等情况的出现。但是，乡村教育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坚持主动创新，避免落入后发优势陷阱，进而顺利跨越“最后最小差距”。
乡村教育发展的落脚点在乡村学校，要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必然先要实现乡村学校的振兴，尤其是要对乡村教育中的“两类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给予足够的关注。创办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学校，推动乡村学校实现特色发展，是乡村教育利用后发优势和跨越后发优势陷阱的重要思路，不但符合乡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契合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要求。
一方面，走特色发展之路是学校个性化发展的重要表征，是丰富学校内涵、提升学校办学格局的重要策略，更是乡村教育利用后发优势，避免落入后发优势陷阱的必然选择。乡村学校是一种有着自身办学特点的教育实体，与城市学校在办学环境、教育内容、学校文化甚至教学的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办出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学校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乡村学校扎根于乡土社区，润泽于乡土文化，乡土是乡村学校办学的宝贵资源，也是乡村学校凝练办学特色，体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依据。乡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故事、风俗民情、历史典故、名胜古迹、乡土特产、生态价值等内容，“展示着乡村的文化底蕴”[22]，是建设乡村特色学校独有的资源优势。因而，办出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学校，走出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可行的。
政策优势是乡村教育后发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相关分配性政策，可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破解乡村教育发展资源受限的问题。通过出台城乡教育自我调节性政策，可以改善城乡教育发展格局，形成区域教育发展的优良生态。乡村教育应抓住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城乡教育共同体，并以此为发展的着力点。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和建设教育强国的交汇点，振兴乡村教育是实现城乡教育平衡、充分发展的重要举措。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有序扩大了城乡教育规模，全面提升了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23]，体现了城乡教育合作、开放、共享发展的新思路，反映了“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对于城乡关系变化的新认识”[24]。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是突破区域内部教育要素自由流动壁垒，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融合发展，推动城乡教育优势互补、协调共生的重要策略。在实践层面，许多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发展体系，以县管校聘、教师校长交流轮岗、无校籍管理、教师共享、远程教育、教师自主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协作。加速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是实现以城带乡，发挥城市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统筹规划城乡教育发展格局的重要思路。
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工程项目，也都成为乡村教育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输入乡村，推动城乡教育逐步走向深度融合，制约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步伐的枷锁将逐一被打破，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将跃上新的发展台阶[25]。在一系列由利好政策带来的发展机遇中，乡村教育应立足自身实际，利用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和高速发展的现代教育技术，通过模仿、引进、吸收、学习等手段，在尽快补齐自身发展短板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主动融入城乡教育共同体，推动城乡学校布局、师资队伍、办学条件、课程建设等教育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自由流动[26]，在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获取乡村教育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乡村教育是乡村社会的基础工程和民生工程，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7]，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还需补齐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短板。城乡教育发展的差序格局，客观上形成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多维后发优势，这也是乡村教育所特有的一种发展要素。而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梦想和乡村振兴的时代征程，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教育后发优势的丰富内涵。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是乡村教育加速自身发展进程，建构乡村教育优良生态的理性选择。发展乡村教育需厘清和把握后发优势，既不能否认自身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优势，也不能盲目乐观，将所具有的后发优势绝对化，“以为只要落后就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后来者居上”[28]。乡村教育要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能，需关注后发优势效用递减的问题，坚持在模仿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唯有如此，方能跨越后发优势陷阱，推动乡村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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