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芳芳,黄丽萍,陈荣清
(东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与城市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乡村地区发展严重滞后,我国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表现为乡村发展不充分[1],“三农”问题成为关乎国民生计的关键性问题[2]。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明确了我国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同时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农村发展的规律[4]。聚焦乡村振兴是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文化、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计量方法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发掘当下的研究重点以及遗漏之处,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CiteSpace可视化是指通过数据计量、信息分类整合以及绘制图谱等统计分析操作,对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结构、发展规律和发展脉络进行可视化的方法[5]。自从陈超美教授发明这一信息可视化工具并将其引入国内后,通过可视化进行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等图谱分析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17—2021年间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及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分析,结合对具体文献内容的解读,梳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热点,探讨未来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趋势。
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为数据来源,在高级检索模块中设置篇名为“乡村振兴”,时间区间为2017—2021年,数据下载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5日,检索得到1 454条数据。为确保数据的高质量,将目录、访谈、征稿等数据进行手动剔除,最终获得基础研究数据1 394条,导入到CiteSpace软件中,时间切割分区设置1a,时间跨度设置2017—2021年,分别以“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通过CiteSpace对2017—2021年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发文作者共现,得到合作网络(图1),图谱中总发文作者190个,连接线64个,网络密度为0.003 6,呈现2个明显的合作网络,大部分作者处于零散分布。经过统计列出其中发文数量在4篇以上作者(表1)作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表1中核心作者共有18名,发表的文献数量为98篇,占总数据量的7.03%,结合图1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多,少部分学者存在合作关系,但多数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合作,仍处于独立研究状态,且没有构成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进一步总结核心学者的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理论研究[6-7]、乡村振兴内涵与规划研究[1,8-9]、土地整治与土地制度改革[10-11]、城乡关系与发展[3,12-13]、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14-15]、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体系构建[16-17]等方面。
表1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发文量4篇以上作者
图1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发文作者共现图谱
通过CiteSpace对2017—2021年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发文机构共现,得到总发文机构207个,连接线71个,网络密度仅为0.003 3,这表明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还相当欠缺。经过统计列出其中发文数量排名前20的机构名称(表2),表中显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发文量皆在30篇以上,其中中国农业大学高达50篇。紧随其后的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文量也达到了20篇以上,其他研究机构发文量均高于10篇。整体上看,有关乡村振兴研究的主要发文机构集中在科研力量雄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主要分布在北京、南京和武汉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地区,现有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凝聚力偏低,不同机构间的交叉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表2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排名前20发文机构
关键词共现本意在于核心词词频分析,对文献中高频次出现的关键词进行提取,高度凝练和概括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主体内容和主要研究方向,从而透析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关键词共现功能,得到乡村振兴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图2显示出节点389个,连接线958条,密度为0.012 7,其中节点的不同大小表明不同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连接线多少表明关键词间共现程度,连接线的粗细则表明了关键词间的关联强度。从高到低对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频次排位,列举前20个关键词(表3),最大的节点为“乡村振兴”出现频次高达1 083次,“乡村振兴战略”也出现了176次,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出现频次,之后依次是“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城乡融合”“三农问题”“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等。近5年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核心关注点较为集中,主要在于解读转型发展阶段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及其衍生的关于开展农村精准扶贫、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乡村旅游业、优化乡村各类人才结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等方面。
图2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前20个高频关键词
为深入探讨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体系,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即实现关键词的类别划分,同时进行时间线处理,得到近5年研究热点时间线图谱(图3),可知学者们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展开相关研究,形成了11个聚类研究方向。由于单一的聚类名称不能具体映射关键词信息,为了更全面掌握聚类名称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子集类统计(表4)。根据聚类标签进行文献归类阅读,可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划分为乡村振兴理论框架及缘由研究、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和乡村振兴内容体系研究。
图3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表4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聚类表
3.2.1 乡村振兴理论框架及缘由研究开展深入研究之前对基础理念和根本制度进行科学全面的解读和掌握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深度解剖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如张海鹏等[17]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特征系统,梳理其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及实施路径,指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工程,务须在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
姜长云[7]基于乡村振兴实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宏观角度解读乡村振兴的规划精髓和运行机理,提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发展;
刘亚楠[18]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社会背景为出发点解读其理论和政策,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涉及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等各个方面,是城乡共生的动态变换,是实现乡村三生空间有机融合的重要抓手等。部分学者聚焦如何汲取国内外历史经验,如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政府为主导集中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内生动力和外在推力协同促进乡村发展[19];
日本的“造乡运动”,从点及面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乡村经济发展、解决乡村衰败现状[20];
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强调生计与文化同步发展、通过整体规划实现特色重塑的乡村社区建设,认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当避免同质化、保留乡村文化特色等[21-22]。有的学者则聚焦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同要素制度改革,如宏观探究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23-24];
加快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城乡存量用地活力[10,25];
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性研究[26-28];
探索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创新道路,深入推进“三权分置”研究[29-30]等。
3.2.2 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各界人士目光从城市发展转入到农村的衰败问题上。解读乡村振兴理论知识的构架是为更加深入了解为何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源,探索发展路径则是为了指导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向、确保目标性和准确性,从而精准把握乡村振兴推进的视角和切入点。大致可分为5个类型(表5):①区域异质性下特色产业发展型。瞄准区域优势,因地制宜甄别发展趋势和制约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战略路径[1];
②政府加持下要素协调发展型。基于区域自然禀赋和发展现状,通过政府主导,协调配置“人力、土地、资本、技术”4个关键要素,激发农村生产潜力、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31];
③城乡融合下以城带乡发展型。基于城镇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人地结构这3重结构矛盾的内在联系,指出以城镇化激活农村社会发展动力,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实现城乡发展的同步[32];
④数字化时代下“互联网+”发展型。从经济、社会和文化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对农民生产、消费、交易和娱乐等方面的影响,提出“互联网+三农”的方式构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重塑乡村社会文化经济生态链[33];
⑤现代化进程下产业融合发展型。强调传统农业和现代旅游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多功能价值、提高农民收入、引导乡村可持续发展[34]等。
表5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发展路径主要类型
3.2.3 乡村振兴内容体系研究对乡村振兴研究共现和聚类结果进行归类整合,发现相关学者除了研究理论体系和战略发展路径外,更多的集中于具体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主要包括城乡融合、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农业发展、乡村人才建设、乡村旅游等内容。本文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从传统产业多元价值开发、人才储备、有效治理和生态发展4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要素、内容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加以总结阐述。
1)乡村传统产业多元价值开发研究。振兴农村产业需要构建一个涵盖人才、质量安全和财政支撑等多元化战略框架[35]。农村产业是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要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农村产业的支撑作用,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发现学者们对于传统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发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基于内生资源的传统农业提升发展模式。在区域原有农产业的基础上,结合新的金融发展观念、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如沂蒙山区传统的金银花药材种植,通过综合考虑产业现实发展情况和困境,开展整体发展规划,构建规模化种植和全产业链机制[36];
贵州省食用菌产业则依靠乡村振兴政策优势加强科学技术和人才队伍支撑,利用互联网加强物流体系构建以及品牌定位传播[37]等。②与工业化科学结合的传统农业的机械化转型模式。通过更新产业生产技术,减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实现以工业反哺农业,建设农村工业经济。如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农业机械化技术,坚持农机与农艺、信息化等融合带动农村经济增长[38]。③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城市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协调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要素流动,探索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从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郑有贵提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融合发展的城乡“两条腿”发展模式,强调在地域布局上改变散落乡村形式,实现产业园集中,由小型工业转向组建乡镇企业集团[38-39]。④与互联网经济高度结合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性和高效性,将农村产业带到世界各地。如以新时代广电媒体作为媒介打造农村产业价值链,构建“广电+电商”的T2O模式,实现广播电视、互联网与农村农业深度融合[40];
通过政府引导和金融机构支持,实现企业融资,推进更多“淘宝村”的建设和发展[41]等。⑤结合生态旅游业的农村创新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多数学者关注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提出基于产业生态学原理构建农村产业纵横向一体化产业生态链模型,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耦合[42-43];
通过加大农村旅游产业的关联度、拉长产业链,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和辐射其他产业,从而培养壮大相关产业群[44]等。也有学者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上,进一结合康养服务业,提出以宜业、宜居和宜家为定位,融合乡村农业和休闲度假打造旅居养老的田园综合体新模式[45];
将乡村生态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进行融合发展,打造乡村生态康养旅游[46]等。⑥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需求耦合发展模式。随着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们对精神需求的追求越加渴望,越来越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如何结合现代文化和生活需要激发乡村传统文化产业活力上。李金容等[46]提出乡村旅游业与体育结合,发展具有特色化和赛事化的体育旅游产业;
杨萍等[47]针对现下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提出要挖掘区域根植性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特色小镇发展的可持续性;
金晓彤[48]提出民间资本与农村文化产业实现融合,通过文化资源的活跃性带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49]等。
2)乡村人才储备研究。人是乡村经济社会的核心主体,是乡村发展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在乡村人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输出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城乡间人力要素是务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从乡村内生动力出发,培育本土人才。农村发展主体是农民,特别是具有模范引导能力的精英乡贤,通过情感和利益牵引引导新乡贤回流[50],拓宽返乡农民创业渠道和加大扶持力度,助力“农民工回流”潮[51],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户专业务农的积极性[52]等方式组建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能推动现代农业快速转型发展。其次,着力于外源助推,引进外部精英。乡村建设需要社会各界人才助力,基层政府应当因地制宜编制适合来乡人员投资和创业的项目,提供可持续的干事平台,调动外界人才投资创业的热情和活力[53]。最后,优化激励保障制度,留住乡村人才。乡村短时间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乡村振兴,当下的乡村振兴更多的是追求可持续和永续的发展,乡村人才亦是如此,为乡村守住人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学者们对此也提出了诸多建议,如在精神和物质激励上,设立专项人才建设资金[54]、加大对返乡人才生活环境优化及经济和家属福利的政策倾斜力度[55],完善职业农民技术等级评价认证机制[52]等;
基于完善保障机制,因地制宜提升乡村价值链,通过多产融合发展保障乡村产业的可持续[56],优化基础设施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娱乐资源配置,提高生活质量和保障[57];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致力于建设城乡公共资源均等化,协调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58]。
3)基于“三治”合一体系的乡村有效治理研究。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乡村治理体系涉及到各方主体,包括农民、政府及社会的多元组织[59],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和政府,分别充当着内生动力和外源助力,两者都是为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而服务的,而基层社会治理又是由自治、法治、德治所构成的一个“三治”合一的体系。首先,强化内生动力,提高乡村自治能力。通过外引内培并重,优化重构乡村人力资源结构[60],在此基础上,改变单一的村委会治理模式,培养多元化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61],积极吸纳乡贤进入基层组织队伍,选拔具有带头作用的乡贤加以培养[62]。其次,完善法律法规,强化乡村法治体系。法治是有效治理的有力保障,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有法可依,能有效减少治理纠纷[63]。最后,弘扬乡风文明,强化乡村德治约束。德治是基于个人及社会文化精神上的一种治理方式,新时代乡村发展凸显的“空心化”、传统文化价值和共识的不断削弱,使得乡村德治面临巨大的危机[64]。在乡村内在凝聚力不断削弱的当下,寻求现代价值观念与传统德治之间的有效连接是构建适应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德治体系重构的重要途径[65]。
4)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绿色文化经济研究。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水平,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还应综合考虑人居生活环境,具体体现在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打造生态宜居社区、通过绿色文明发展建设美丽乡村2个方面。一方面,在综合考虑政府、地方企业和农民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面影响,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地方企业、农民和非政府组织多方配合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体系[66]的同时,注重生态建设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供需两侧的升级,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关系,推进农业农村的可持续性发展[67]。另一方面,协同经济和绿色发展,通过乡村绿色产业发挥生态环境的溢出作用[68],通过建设绿色指标制约乡村非经济、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利用,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
乡村振兴是随时间发展而阶段性推进的战略,若将其比作一个循环的闭合系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一总要求的5个方面在其中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共同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体系(图4)。具体分析,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因素,发达的产业体系满足乡村发展各方面所需的经济需求,并吸引人力资源流入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支撑,乡村是一个由人、地、社会环境等共同构成的系统,只有通过多元化有效治理才能确保其运行的稳定,治理有效起到了基地保障的作用。乡村的实质是由乡村内外环境构成,供给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三维空间,生态宜居对乡村空间内的人、事、物起到重要承载作用。乡村是由劳动者聚集而成的聚落空间,风俗文明、乡土乡情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的同时,在乡村发展中充当脑力担当,提供了精神文化支撑,乡风文明是不竭的动力之源。乡村振兴的核心不是打造一个空洞的、表象繁华的物质空间,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宜居乐居,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
图4 2017—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内容体系
研究基于2017—2021年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1 454篇学术论文,通过可视化对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研究群体存在少数合作团体但多数处于独立状态。当前乡村振兴研究领域作者群体庞大,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不同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合作。
2)研究成果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分布在北京、武汉和南京等科研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研究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具有区域优势的实证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同机构之间合作凝聚力偏低,交叉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3)相关研究高频关键词有“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城乡融合”“三农问题”等,整体围绕“三农”这一社会发展根本问题,探索农村农业现代化。主要趋势在于解读转型发展阶段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及其衍生的关于开展农村精准扶贫、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乡村旅游业和优化乡村人才结构等方面。
4)研究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展开相关研究,形成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脱贫攻坚、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小农户、新乡贤、宅基地、农村金融和发展路径这11个关键词聚类。结合具体文献解读,乡村振兴研究可划分为理论框架及缘由、发展路径和内容体系3个方向。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从不同角度深度解剖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如何汲取国内外历史经验和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同要素的制度改革3个方面。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大致分为区域异质性下特色产业发展型、政府加持下要素协调发展型、城乡融合下以城带乡发展型、数字化时代下“互联网+”发展型和现代化进程下产业融合发展型这5个主要类型。以聚类结果为基础,从传统产业多元价值开发、人才储备、有效治理和生态发展4个方面对乡村振兴的内容体系加以阐述,4者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乡村建设工程,为实现人们生活富裕这一最终目标服务。
对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发现,当前乡村振兴研究成果较丰硕,研究内容正在不断扩大,但研究过程中同样存在遗漏之处,部分研究内容有待创新,后续研究应关注以下3个突破点。
1)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形成核心研究网络。研究乡村振兴的学者众多,涉及机构广泛,但作者、机构及各自对应的研究重点之间交叉性偏弱,学术交流的缺乏对研究领域发展起到阻碍效应。所以应鼓励不同学者之间、不同研究机构之间、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多元化的研究主体合作网络、综合性的研究客体交叉融合,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研究的快速发展,提高整体研究水平。
2)瞄准重点发展路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发展重点和难点都有所改变,特别是针对乡村振兴中起战略支撑作用的产业发展,要在探寻农村产业与当前需求耦合关系的同时,紧扣经济新常态中提到的绿色、创新二词。重点聚焦于探索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传统乡村产业同当前热门的旅游业融合发展2个方面,通过打造特殊的地域标识,推动乡村产业和文化的发展。此外,在把握产业发展重点的同时,注重乡村振兴进程中产业、文化、治理、生态和人们增收各领域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体性研究。
3)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异质性决定了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梯度式推进的综合发展过程。未来更应该聚焦于综合效益提高,结合区域优势的地方实证研究,因地制宜对乡村产业、人力、文化、生态以及组织各个维度进行规划,衔接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进度,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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