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4篇)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4篇)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供大家参考。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4篇)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1

一“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兑现了我们一向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分享了战疫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我们因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倍感自豪，我们以面对疫情不退缩的执甲逆行，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不退缩的坚定意志，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华血脉，承载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面临收官之际，我们更要弘扬这种愈是艰险愈向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心怀天下、勇于担当”，在脱贫攻坚之战中，不做“局外人”，不当“清谈客”，为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贡献一丝光，产生一点热，尽出一份心，奉献一份力。

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线”战场上，没有“局外人”，我们要聚合力量，发挥制度优势，始终葆有夺取“双胜”的昂扬斗志。疫情不分国界，不分人种。“在这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大背景下，脱贫攻坚尽锐出战，亦要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力量，积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紧盯疫情防控新形势新变化，探索产业脱贫新的实现路径，可以通过平台直播带货、发展线上电商，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网上网下牵手，激活“小木耳”“小黄花”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壮大带动脱贫攻坚顺利实现。当然，在从产业产品到收益兑现，在从产品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哪怕不是直接战斗在脱贫一线，其实已经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脱贫事业、为疫情防控、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脱贫攻坚的战场，没有“局外人”，就像之前疫情防控中我们已经做到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到更好，而历史必将在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奋斗中，书写“双胜”的必然篇章。

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线”战场上，不做“清谈客”，我们要拿得起笔头，迈得开步子，认真做好调研。比起那些在脱贫一线冲锋陷阵的勇士，有时候我们这些从事基层D建工作的人会有丝丝困惑，有的人会认为自己身处高校，从事的是高校D建工作，和扶贫的连接点在哪里?对于这部分同志的困惑，我一度也有，来到高校半年多时间，从以往直接面对一线农村干部，到面对高校学术环境，怎么转型?我的思路在专业建设和社会实践、专业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调研中，思路逐渐明晰，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既然学院的传统来自于一个“农”字，那么如何在服务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上提供微薄之力?如何发挥专业优势，在服务社会、传播中医药知识等方面开动脑筋?如何发挥D建引领，带动更多高职称高学历人才深入一线，送科技下乡，直接服务农村产业发展?这里面每一个问题，都是一篇大文章，由此我更深切地感到，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唯有伏下身子，深入一线，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握专业建设和“三农”发展的契合点，唯有摒弃书桌面前的冥思苦想，在服务社会、服务“三农”中，才能不断书写青春实干家的新篇章。

青山为证，世间事，唯其艰难方见勇毅，唯其心系祖国、心怀人民，才能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闯过风雨，迎来彩虹。脱贫攻坚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打一阵子冲锋就可以过关的，脱贫攻坚伟大事业，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一线党员干部做好精准脱贫的“绣花功夫”。一方面，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同情况，对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多从保障政策、托底政策的落实上深抠细理，确保实现“应保尽保”;另一方面，针对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者，要用好扶贫扶智扶志政策，搞清楚“穷”根子在哪里，破解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实施“点对点”精确打击;第三，要善于统筹施策，要能够运用好国家在产业扶智、小额贷款、搬迁扶贫等方面的好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或采取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或“摇钱草”“摇钱果”产业扶持，或吸收外出打工人群中的优秀青年，实施“一对一”结对子等方式方法，切实发挥D建引领作用，将D建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农民致富之中;第四，要杜绝“一呼隆”，搞“同质化”，一味“复制粘贴”式扶贫，要突出地方特色，路子要找对，认准了就一茬一茬干下去，做大更要做精，做成特色做成品牌。要提升脱贫质量，切实降低返贫风险，让政策落到百姓的心坎里，让效益落到百姓的口袋里，让微笑在百姓的心窝里绽放。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2

3月11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两名专家从成都出发，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遣志愿专家团队集合，一行7人赶赴意大利。继伊朗、伊拉克后，中国又派专家团队支援意大利抗疫!此外，中方专家团队随行携带了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和设备、中成药等救援物资。这仿佛一道来自中国的光芒，开始在世界范围点亮了全球抗疫的“星星之火”。

在“至暗时刻”闪耀“中国之光”，点燃希望。近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意大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意大利将禁止所有公共集会，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所有体育赛事都将被暂停。孔特用“至暗时刻”形容了当前的困境。而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危机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事，它是一场“欧洲危机”。马萨里还强调，意大利已经要求启动欧盟的民事保护机制，以确保个人保护所需的医疗装备供应。但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欧盟国家响应欧盟委员会的呼吁，只有中国作出了双边回应。在其他国家面对困难时，中国挺身而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以大国的担当，亮起了照亮世界的“希望之光”。

以“中国经验”燃起“胜利之焰”，驱散迷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采取各项措施全力抗击疫情，成功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举措，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已经整体可控趋于稳定。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国内的经济社会生活特别是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国也开始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援助。中国急人之所急，开始积极行动，各路抗“疫”人员和物资快速上路，有驰援日本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有驰援韩国的医用口罩，更有驰援伊朗和意大利的中国专家组……一桩桩一件件，国际社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中国成功抗击疫情的经验更如同宝贵的财富，会在世界范围内燃起“胜利之焰”，不断增强全球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希望。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全球战“疫”新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相连、休戚相关，人类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面对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唯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舟共济、共同战“疫”，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努力中，中国不应缺席、也不会缺席，这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在中国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在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力量融合下，全人类必然将携手开启全球战“疫”新模式，从而迈出走向胜利的坚定步伐。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三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基础;阶段定位;基本原则;主要依据;具体路径

作者简介:宋伟，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果说胡锦涛时期的“和谐世界”思想在于缓和和消除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冲突、推动国际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是一个更加鲜明的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决心。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要提出来如此宏大的一种国际秩序理念，又如何能够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这一目标?毕竟，目前各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冲突，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方兴未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并未退潮。人们也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当前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凸显、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的条件下，如何能够建设中美命运共同体、中日命运共同体乃至亚太命运共同体?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致力于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从而推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学理研究。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基础或者说现实要求是什么?这个可以从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类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独善其身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日益离不开世界市场，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的外交理念也变得日益关注。鼓吹“中国威胁论”、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常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误解和猜忌，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希望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以往相对独立的地区国际体系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和世界市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作了精彩的论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到今天，各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跨境电商等，都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核心因素。以大豆贸易为例，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90%的大豆需要进口。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而在贸易摩擦之前，美国约有62%的大豆销往中国。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年2月就明确表示，“中美肯定是大豆贸易的重要伙伴。”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状况下发生的，强行的脱钩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巨大的贸易成本。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外，工业化、技术的进步、恐怖主义的外溢等，也使得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仅以各国十分关心的核安全为例，核污染、核扩散以及如何阻止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手中，这已经是需要各国去共同努力应对的全球性重大安全问题。除此以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对边界的控制日益减少，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他们能够更加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得作案的技术和工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是具有共同命运的整体。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也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十分关注，而发展中国家则热切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这些疑虑和呼声的回应。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讲，一直致力于做负责任大国。按照总书记在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供的数据，“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尽管美国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声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回归，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崛起的中国要建构的恰好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这种“旧型国际关系”;尽管中国和美国很难短时间内建成命运共同体，但是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命运以及从长远来看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仍然是符合现实情况和两国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合作是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有力证据，但是国际社会显然希望看到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提出更多明确的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所提出的新国际秩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定位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以来，中国都把自己定位为负责任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则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的决心，也表明中国不会追求独善其身，而是会继续做负责任的大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定位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显然，除了共同利益、共同命运这一必要条件之外，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部分。按照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Bauman)的说法，“共同体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场所，我们可以相互依赖、互相帮助，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也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既然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那么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善一定是最高的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的道义目标，但是，也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谨慎———即对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进行权衡———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道德。”在当前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多样性、冲突性的情况下，不太可能短期内就建成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定是分阶段、分层次的渐进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阶段的角度来看，首先出现的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部落社会形态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包含“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部落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原始的共同体不复存在，阶级统治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尽管奴隶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国家打造成为“共同体”，但实际上是虚幻的共同体，“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国家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但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马克思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是一个国家消亡之后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世界理想之前，我们仍然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即便是无产阶级，也还远远没有到“自由人联合体”所设想的阶级先进性。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指资产阶级)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国家间的冲突、对抗继续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一定要采取超国家的形式，相反，在达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条件成熟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一定是基于主权独立和平等、不干涉内政的民族国家体系而展开的。《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能够一定程度上约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家间和平与合作的基础。在世界各国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可行，因为“中心机构的权力越大，各国要卷入一场斗争，控制该机构的欲望就越强烈。”“机构的影响力越大，别的组织想要控制它的欲望就会越强烈。”尽管各国内部不能在短期内都建成真正的国内命运共同体，但是这并不妨碍国际社会打造一个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的推动力和必经阶段。

在构建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在不同的范围、层次，又可以谋求建立不同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例如1957年法德等六国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进而于1965年，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成为欧洲共同体。

欧洲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员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欧洲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进程进行得并不顺利。英国“脱欧”、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意味着欧盟并未真正建成命运共同体。这其实也说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盲目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国家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设计合理的秩序和制度，适合不同层次的具体情况。美国学者迈尔斯·凯勒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分为“消极的秩序”和“积极的秩序”。“消极的秩序”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类似情况:在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爆发经济战，从而导致相互隔绝与全球经济繁荣的严重衰败。所谓“积极的秩序”是指通过联合行动进行合作以实现所有各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秩序”。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不同范围、层次下的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秩序目标或秩序形式呢?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如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理念，不仅是回应全球化深入发展下的国际现实，也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意姿态，更不是纯粹的“做慈善”。这一国际秩序理念是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而提出来的。事实上，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损己利人的政策往往只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猜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尽管他们也存在以推动民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对外政策，但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说，国家永远把安全和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因此合作是有限度的。

因此，不要说纯粹的利他主义，就算是能够同时获得收益的国际合作进程中，奉行现实主义原则的国家也会更多倾向于斤斤计较，即谁得到更多———也就是所谓的相对收益的问题。一种完全的利他主义外交政策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因为它不符合国家首先服务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一基本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中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理念，那么就必须将它精心地设计为一种具有高度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外交政策体系。

在设计这个体系时，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中国追求与国际社会的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明确这一原则，不仅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疑虑，也有利于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虽然中国已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国内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要求中国奉行完全的利他主义，只依靠中国来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公共产品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的。事实上，扞卫国家利益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总书记也做过类似的表态，“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奉行的是正确的义利观，追求四个方面的统一:第一个方面的统一是成本与收益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肯定是有成本，而且是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才能达到的宏伟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一定是项目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就以“一带一路”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例，该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球的38%，人口总量占全球的62%，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球GDP总量的31%，其中只有18个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大包大揽的。因此，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以及其他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然繁重。要求中国奉行完全的利他主义，只依靠中国来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公共产品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的。事实上，扞卫国家利益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因此，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大包大揽的。因此，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以及其他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必须战略上积极、战术上慎重，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将好事办好。不计成本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个方面的统一是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的统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兼顾投资国和对象国的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给它修一条高速公路，不如给它建一个学校、医院、乡村小路可能更好，更符合它们的短期收益。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样一些设施可能短期内没有什么经济回报，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增强民心相通和政治互信。近年来，中国先后派出多支眼科医疗队赴柬埔寨、缅甸、老挝、斯里兰卡等国开展“光明行”活动，派遣短期医疗队赴斐济、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开展“送医上岛”活动，这些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当然，符合对象国长远发展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些项目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盈利。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它们发展起来也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和扩大中国的国际市场。以中国—老挝铁路的修建为例，它承载着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转变的梦想，也是老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的开通，将有力促进中国和老挝两国的经济、社会交流，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

第三个方面的统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统一。这意味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需要防止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牺牲经济利益，也需要防止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损害长远的战略利益。委内瑞拉高铁建设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委内瑞拉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这是中国企业投资委内瑞拉高铁建设的政治背景。但是，良好的政治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只有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情况，才能把好事办好，才能真正有助于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过来，更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第四个方面的统一是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统一。我们不能只考虑本国利益，也不能只考虑他国利益，应该努力做到综合考虑、基本平衡。完全只考虑相对收益、斤斤计较，肯定是无法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更不用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了。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的外交政策目标，但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致力于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它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也有利于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明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位。为了顺畅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明确这一国际秩序理念的历史定位、基本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主要依据和具体路径。论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指出中国致力于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是为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的阶段，建立在民族国家体系基础之上，需要尊重现有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原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坚持国家利益方面的四个统一，即成本与收益的统一、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统一、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统一。对于不同范围、层次的共同体建设，中国应该依据自身实力、对象复杂性以及不同合作所具有的潜在风险，来确定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的共同体建设路径。总的来说，在全球层次，中国继续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进者，通过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改善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区域层次，中国应该依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逐步推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一体化，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在双边层次，中国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对象国家，开展高水平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在不同层次的各种形式的努力，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实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四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日益成为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以邻为壑、隔岸观火没有出路，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战疫全过程，通力合作、团结一心，才能战胜病毒、战胜疫情。

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迅速启动国家应急响应，坚决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全力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范围，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对湖北实施全面严格管控，用巨大的代价，为世界战疫争取了时间。当前，疫情在多国多点发生，形势十分复杂，需要世界各国毫不动摇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勇担疫情防控责任，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方面花力气、下功夫，努力做到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是对疫情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结果，但要注意，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绝不是要独善其身，仍需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其中。一方面是要突出抓重点、抓细节，狠抓机场、车站卡口管控，严格实行入境人员闭环管控，狠抓社区排查，继续坚持人员进出的严管严控标准，牢牢守好社区防线;另一方面，要科学有序加快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加大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力度，竭力为全球战疫提供物资保障。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同样会经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阶段，在这个时候需要各国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挑战，切莫因防控形势的积极变化就产生“隔岸观火”的错误念头。

在交流互鉴、慷慨援助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第一时间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有关防疫技术方案，与多个国家开展了技术交流，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同时，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克服自身物资紧张困难，向多国捐赠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目前已经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8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同病相怜，同忧相救。”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需要牢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信息交流、疫苗研发、医疗救治、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精诚合作、互帮互助，一起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人类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100多个国家的局面，需要世界各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战“疫”全过程，携手共筑扞卫生命健康安全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