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疫情前后全国19,所高校的调查对比分析

□ 刘保中 郭亚平 敖妮花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冲击。相比于疫情初期的“突发性”特点，疫情的持续和反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开始呈现新的特点。一是“累积性”影响，新冠病毒高度的、持续的不确定性使得疫情不断反弹，导致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恢复进程持续受阻，就业问题积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疫情发生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招聘需求人数/求职申请人数）总体低于疫情前水平，而且随着疫情的反复，指数的波动趋势较为明显［1］，这使得大学生就业在较长时间内承压；
二是“叠加性”影响，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突破历史记录，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叠加，极大加剧了疫情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程度。

实际上，疫情对大学生就业的挑战不仅仅涉及机会总量和规模压力，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成为国家就业保障的新目标与新任务。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也从注重数量的阶段发展到更加注重质量的新阶段［2］。当前全球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在相对较长的时期范围内追踪研究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持续性影响，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国内学界及时关注到疫情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并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梳理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主题：一是现状分析，重在描述疫情后大学生就业基本情况与就业形势的变化［3］［4］［5］；
二是后果分析，主要关注疫情给大学生就业带来哪些客观和主观影响，涉及就业机会［6］、心理压力［7］、就业偏好［8］、就业信心［9］、就业预期［10］、就业态度［11］等；
三是对策研究，重点分析如何应对疫情给大学生就业带来的挑战［12］。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已有研究涉及的主题比较全面，但是受到数据资料的限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调查数据代表性不足。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多是基于部分地区、单独省份部分高校或者单个学校的调查数据，数据代表性不够，难以说明大学生的总体情况。

第二，少数研究采用了基于全国范围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但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疫情发生后不久的短期横截面数据，研究结论并不能呈现疫情前后的对比，严格意义上讲，只能反映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较为短期的影响，不足以说明疫情对大学生就业长时段的影响［13］。关于纵向数据的使用，样本时间跨度同样较短，不能反映疫情的长期影响［14］［15］［16］。

第三，已有研究分析的调查对象均是尚未离校的在校生，在调查时点之后就业的情况显然未能纳入统计中，而且毕业生在离开学校、真正走向工作岗位之后遇到的问题也未能涉及。由此可见，受制于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以往研究并未能在较长的时期内评估疫情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影响。

第四，绝大部分已有研究都未能区分疫情对不同类型高校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目前我国的高校体系体现出鲜明的类型化、层级化和等级化特点。普职分流形成了“高职院校-本科院校”的区分，层级分流又形成了“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的差别。这种类型化、等级化大学体系造成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7］。尤其是在我国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的信号功能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分化的双重分化现象，一方面，总体上看大学学历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大学学历的信号功能弱化，但另一方面由于“信号显示”对首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的筛选作用变大。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之，身陷就业困境的大学生主要是那些被挤出首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非重点院校的毕业生群体。当疫情危机来临、就业市场受到冲击的时候，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受到的影响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更长的时期内进行纵向分析，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截至目前，总体上看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造成了哪些影响？二是疫情对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产生了哪些不同影响？为此，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2018—2021届19所高校四届应届毕业生数据，比较分析疫情前后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率、就业流向、就业薪酬、就业稳定性、就业满意度、就业心态等多个方面分析评估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带来的影响。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简称PSCU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在“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中随机取样，初级抽样单元（PSU）按照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划分为三个抽样层（抽样框），并使每一抽样框内所抽中的大学尽量分散在不同的抽样层上，以此来平衡PSU的多样性，降低抽样误差。相比于国内其他同类型调查，PSCUS的优势在于每年都针对高校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且调查时点通常在大学生毕业半年左右（每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底）开展，因此其就业部分的调查数据基本可以说明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情况。教育部在统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时通常采用初次就业率和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两个指标。相比于针对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的初次就业统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统计考虑了大学生寻找合适工作的缓冲时间和过渡期，因此更能反映大学生就业的真实情况。

表1呈现了本文所使用的PSCUS2018—2021届毕业生调查的样本基本情况。

表1 2018—2021届毕业生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2.核心变量与分析策略

疫情前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变化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就业质量源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这一概念，即“体面的、高质量的就业应该是自由的、机会平等的、安全的和有尊严的工作”，是对劳动力就业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综合反映。从世界范围看，追求高质量的就业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国家同样如此，近些年国内关于就业领域的政策制定、学术研究不再单纯关注就业数量和结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就业质量。目前国内学界对就业质量的研究涉及劳动者的客观就业状态和主观就业感受，通过就业机会、工作报酬、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等指标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18］［19］［20］［21］。就业质量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在操作化层面目前尚难以划定一个统一标准，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对象，我们从大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就业流向、工作薪酬、单位性质、就业满意度、就业稳定性、失业担忧七个维度测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为了解答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呈现2018—2021届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主要状况，并重点比较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其次，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汇总四次调查数据，建立汇合分析回归模型，展现大学生就业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最后，通过加入疫情虚拟变量t，考察学校类型和疫情变量t之间的交互效应，以考察疫情对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

1.疫情后大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呈现小幅度下降，但总体平稳

就业率是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程度的最直观指标。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高校毕业生升学、就业等毕业去向情况，从2021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统计开始，教育部将“就业率”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从调查结果看，样本院校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毕业去向落实率）依次为：86.43%（2018届）、84.96%（2019届）、83.63%（2020届）、82.78%（2021届）。对比疫情前，疫情后大学生就业率出现小幅下降。

根据人社部公开发布的数据，2018—2021届四届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总体就业率均达到9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就业率要低一些，一种原因可能是由抽样误差造成的，虽然PSCUS在初级抽样单元尽量考虑到了样本院校的差异性，但是样本院校数量仍旧不够大，因此跟相关部门统计的就业率有差异。另外一种原因则可能是由于调查方式不同造成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采用询问学生本人的调查方式，毕业生自身认定的就业情况跟相关部门统计时对就业情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抛开单纯的就业率数值的差异，无论是采用人社部数据，还是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都可以发现，疫情前后大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水平并无太大幅度的变化，说明疫情并没有造成就业率的较大波动，就业形势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

2.疫情前后大学生就业流向变动明显，升学和体制内就业比例显著增加

相比于就业率（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就业流向更能代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政策调控的反应也更灵敏。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22］。首要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性明显好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虽然疫情前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没有出现较大变化，但就业流向发生显著改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毕业生就业部门流向的变化。

首先，疫情后大学生升学比例显著增加。2020年疫情暴发后，为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扩大硕士研究生和专升本招生规模。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扩招政策发挥了明显效果。如表2所示，2020届和2021届大学毕业生选择升学的比例明显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升学的人数比例从疫情前2018年的25.64%、2019年的25.34%分别上升到疫情后2020年的30.83%、2021年的32.01%，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则从2018年的53.52%、2019年的54.73%分别下降至2020年的46.65%和2021年的44.13%。自由职业和创业的比重变化不大。疫情之下，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冲击，生产、销售等受到严重影响，大大降低了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吸纳能力。面临复杂的就业形势，大学毕业生采取继续提高学历水平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尤其加上政府的扩招政策刺激，导致疫情后大学毕业生升学比例上升较为明显，详见表2。

表2 疫情前后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

其次，从单位就业内部的变化看，大学生体制内单位就业比例显著提升，体制外单位就业比例则明显下降。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应届大学生比例仅为32.00%和35.26%，疫情后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上升到40.34%和38.13%；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应届毕业生进入民营/私营/外资企业工作的比例分别占到60.73%、47.45%、44.01%和39.70%。对比疫情前，疫情后进入民营/私营/外资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比例明显下降，而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比例则有所增加。体制内就业一直都是大多数毕业生的理想就业模式，“公考热”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仍然不减，疫情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进一步刺激了大学毕业生的避险意识，更加看重经济收入和职业发展的稳定性，追求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旱涝保收的单位，拥有“铁饭碗”。

以上对疫情前后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变化的分析，总结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疫情前后就业率的总体稳定得益于就业结构的调整，政府采取的针对大学生的各项稳就业措施及时实施，虽然大学生就业的总量压力空前，但扩大升学规模、增加体制内就业岗位等这些“易控”的稳就业调控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果。就业结构的内部调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发生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第二，疫情后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更加严重，疫情的持续影响对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冲击较大，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体制外就业机会明显减少。在更多的毕业生看来，通过继续深造躲避眼下的就业压力，或者进入体制内单位规避风险成为相对更理想的选择。

3.不同类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差异明显，非双一流本科院校的就业问题比较突出

首先，相比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较高，而且在疫情前后基本保持稳定，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变化比较突出。高职院校毕业生选择升学的学生比例明显增加，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高职院校毕业生选择升学的学生比例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从疫情前的11.64%（2019年）上升到23.11%（2021年），选择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接近15个百分点，从2019年的68.45%下降到2021年的54.29%。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来说，其就业率在疫情前后能保持基本稳定和就业流向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扩大了专升本的招生规模，通过扩招部分解决了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的专升本政策具有特殊性，统招专升本只针对应届专科毕业生，且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因此有很多想升学但未能考试成功的这部分高职生将不得不就业。

其次，相比于高职院校，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要低一些，而且在疫情后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基本没有发生较大变化，2019年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84.40%，疫情后两届毕业生大约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就业流向看，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疫情后选择去单位就业的学生比例下降，2019年双一流高校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的学生比例为30.67%，疫情后两届毕业生大约下降了4～6个百分点。但升学（读研）比例在疫情后上升了约3～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得益于国家研究生扩招政策，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毕业生通过读研缓解了就业的压力。

最后，相比于以上两类高校，非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最低，而且是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就业群体。在疫情发生后，这一类型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出现明显下降，且有上升趋势。2019年非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79.59%，虽然疫情后2020届的就业率变化不大，但是2021届就业率下降到73.39%，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看，非双一流本科院校呈现出与双一流本科院校相似的变化，即疫情后选择去单位就业的学生比例在下降，但升学（读研）的比例在上升，但上升的比例大约仅在1%左右，低于双一流本科院校。由此可见，国家在疫情后的研究生扩招的政策红利更容易被双一流本科院校的学生享有。

受到疫情影响，就业机会减少，升学的政策红利出现后，学生都更愿意通过升学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或者避开就业问题，而扩招显然更有利于高职院校和双一流本科院校。对本科院校未就业的学生而言，其“慢就业”或“缓就业”的原因多是因为感觉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要继续备考，再次考研。

1.工作收入

我们对PSCUS调查的毕业生名义月工资收入进行了平减处理，在消除价格因素的情况下，2018—2021届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月工作收入并没有因为疫情影响而下降；
相反，不同学校类型大学毕业生工作半年后的月薪在四年间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不过大学生工作收入增长的幅度在疫情后有所下降，2019届毕业生平均月工作收入比2018届毕业生高396.47元，2020届毕业生平均月工作收入比2019届毕业生高342.63元，2021届毕业生平均月工作收入的增长幅度进一步下降，仅比2020届毕业生高239.57元（见图1）。

图1 2018—2021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月收入

对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疫情前后，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都是最低的，非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居中，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最高。从增长幅度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增长幅度也是最低的，疫情后2020届毕业生比2019届毕业生高274.15元，2021届毕业生比2020届毕业生仅仅高146.17元，这也导致高职院校毕业生与本科院校毕业生尤其是双一流本科院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疫情前2018届双一流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月均收入差距是2917.53元，疫情后2021届毕业生的这一差距扩大到3488.43元。

2.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反映就业质量的主观性指标，是高校毕业生衡量所从事工作的一种主观感受，也是对自身就业状况的一种综合评价［23］。PSCUS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了大学生毕业半年后整体上对工作满意的程度，问题选项包括“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个级别，我们分别赋值为1～5分后进行满意度均值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总体来看疫情前2018届和2019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平均值分别为3.61分和3.62分，疫情后2020届和2021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平均值分别为3.45分和3.44分。疫情成为明显的“分水岭”，疫情发生前连续两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变化不大，但疫情发生后的两届毕业生则稳定在一个相对更低的水平。

从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来看，疫情前高职院校、非双一流本科院校和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满意度平均得分分别为3.57分、3.72分和3.70分，疫情后三类学校毕业生的满意度平均得分分别下降为3.41分、3.48分和3.54分。由此可见，无论疫情前后，在三类院校中，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都是最低的。但三类院校高校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下降幅度不同，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满意度得分分别下降了0.16分、0.24分和0.16分，非双一流本科院校下降程度最大（见图2）。

图2 2018—2021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

1.工作稳定性

我们以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变动情况来反映其工作稳定性。PSCUS询问了大学生毕业半年内是否换过工作。总体来看，相比于疫情前的2018届和2019届毕业生，疫情后初期的2020届毕业生换工作的比例并未增加反而略有下降，但是2021届毕业生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就业稳定性明显下降。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具有累积性，疫情的负面影响在疫情后短期内不明显，但随着疫情的持续，这种负面影响会放大；
二是疫情叠加其他外部因素，比如教培、互联网和房地产等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行业在近两年出现裁员潮，尤其是受到“双减”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影响，教培行业震荡，而“双减”文件出台的时间恰好为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的2021年7月，这导致2021届毕业生中在教培行业工作的这部分人受到较大影响，在毕业后换工作的比例显著升高。

比较不同院校的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疫情前后，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都是最低的，而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是最高的。2018—2020届三届毕业生中，毕业半年内本科毕业生换工作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换工作的比例仅在3%左右。但是2021届毕业生中未换工作的比例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高职院校、非双一流本科院校和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未换过工作的百分比分别下降了24.66%、18.79%和10.22%。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受冲击最大，2021届毕业生中毕业半年内超过一半的人都发生过换工作的情况。

2.失业担忧

PSCUS询问了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在未来的六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分为“非常不可能”“不可能”“一般”“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五种程度，我们分别赋值为1～5分后进行失业担忧的均值比较，分值越大，表明失业担忧程度越高。总体来看，在疫情前，大学毕业生对失业的担忧程度相对稳定，2018届毕业生和2019届毕业生基本没有变化，但疫情后的两届毕业生对失业的担忧程度在上升，2020届毕业生的失业担忧分值从疫情前的2.74分增加到2.81分，2021届毕业生失业担忧程度增加更为明显，上升到2.94分。

从三类院校的差异来看，无论是疫情前后，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失业担忧水平都是最高的，而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失业担忧水平是最低的。从疫情前后的变化看，非双一流本科院校的失业担忧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高职院校，双一流本科院校的失业担忧上升幅度最低，变化最小。

接下来将通过汇合回归分析，针对不同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进一步检验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首先，通过表3模型1-模型7的回归分析结果对四届毕业生进行总体上比较。在是否落实就业上，相比于2018届，2019—2021届三届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程度虽然下降，但这一差别并不显著，这也印证了描述性分析部分的结论，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疫情前后总体上是稳定的；
在是否升学上，疫情前2018届和2019届毕业生的升学概率并无显著差异，但疫情后的2020届和2021届升学概率显著提升；
在工作收入上，相比于2018届毕业生，后续三届毕业生的月薪水平实现了逐年增长；
在工作单位类型上，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显著提高；
在工作稳定性上，疫情前的两届毕业生无显著差异，疫情后的第一届即2020届毕业生也无显著变化，但是2021届毕业生出现了显著下降，系数为-1.127；
在失业担忧上，疫情前不同年份毕业生变化不大，疫情后的第一届毕业生的失业悲观情绪呈现微弱的增加；
在工作满意度上，疫情前的两届毕业生基本没有变化，但是疫情发生后的两届毕业生呈现显著的下降（见表3）。

表3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的回归模型分析

其次，从学校类型的差异看，高职院校的就业率显著高于本科院校，非双一流本科院校的就业率最低，在失业担忧上，高职院校也要高于本科院校；
但是在升学率、工作收入、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工作稳定性和就业满意度等几个维度上，高职院校都显著低于本科院校，而双一流本科院校在这些就业质量上优势最明显。这充分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不管是否有疫情的影响，学历和学校层级的信号作用仍然是很强的。

为了进一步刻画疫情对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产生的差异，同时也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对疫情前后的两届毕业生分别进行合并，加入疫情虚拟变量t，疫情前的两届毕业生为参照组，并建立学校类型和疫情变量t之间的交互项，以考察疫情对不同类型学校影响的差异。表4结果显示，在就业率、工作收入、失业担忧和工作满意度上，疫情对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作用是相似的，但在升学、工作稳定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就升学而言，虽然疫情总体上促进了毕业生升学比例，但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虽然在疫情前后高职毕业生在升学上仍旧具有比较明显的劣势，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疫情后国家针对专升本扩招的政策刺激，高职毕业生享受到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升学红利。就工作稳定性而言，疫情对本科院校的负面影响更大，但结合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我们认为更有可能是疫情叠加了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导致的。

本文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在疫情前后针对全国19所高校2018—2021届四届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在较长的时期内纵向对比分析了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见表4）。总体来看，在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质量体现出“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

表4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的交互模型分析

首先，无论在疫情发生初期还是持续反复阶段，疫情前后大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工作收入未出现明显波动。疫情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出现小幅度下降，工作收入稍许增加，总体上维持了“不变”的稳定趋势。这充分说明在毕业生人数增量压力、疫情冲击以及其他诸多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综合影响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态势保持了总体平稳的良好基本面。这一方面源于我们国家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的各项举措，努力将疫情对人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保持了宏观经济大盘和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稳定；
另一方面也源于政府及时出台了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各种保障性政策和措施，协同相关部门、高校和毕业生共同积极应对就业难。

其次，疫情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也造成一系列“变化”。第一，从就业结构来看，大学生就业流向发生三个方面的明显改变：首先，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高职毕业生专升本、本科毕业生攻读研究生的升学比例显著提升；
其次，实现单位就业尤其是进入非公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比例明显下降；
最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呈现小幅增加。以上就业流向的变化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疫情发生后，政府实施了扩大升学规模、增加体制内就业岗位（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扩大招聘）等稳就业政策，这些政策相对“易控”，容易见到效果。主观方面，疫情影响下体制外职业的风险成本增大，大学毕业生规避职业风险的意识增强，求稳心态明显上升，稳定性的体制内工作显然更具吸引力。

第二，从工作满意度来看，疫情后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水平出现明显下降，这表明尽管在疫情影响下，大学生依然能够找到工作，但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也侧面反映出相比于总量供给矛盾，疫情凸显了好的就业机会的供求矛盾。

第三，从就业稳定性和失业担忧来看，疫情发生后的第一届（2020届）毕业生跟疫情前毕业生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2021届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和失业担忧程度明显增长。这说明疫情对就业的累积性和叠加性影响在增强，从累积性看，疫情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就业情绪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显现，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则会加强，尤其是在就业心态方面，长期承压之下就业悲观情绪势必会加剧。从叠加性看，疫情叠加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更大的震动，例如“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教培行业的震荡明显影响了该行业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稳定性。

最后，对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而言，疫情造成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是高职院校毕业生享受到了最大的“扩招红利”，但是总体就业质量堪忧。疫情发生后的扩招政策对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最为有利，其升学比例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尽管如此，相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同疫情前一样，疫情后高职毕业生在升学比例、工作收入、工作收入增长幅度、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比例、工作满意度、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就业质量上仍然更差。二是非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受到疫情的冲击最大，是疫情下最失落的群体。面对有限的研究生扩招，这部分群体在升学竞赛中难以竞争过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好的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被排挤到优质就业机会和首要劳动力市场之外。在三种学校类型的毕业生中，他们的毕业去向落实率最低，就业满意度的下降程度最大，失业担忧程度上升最为明显。就业重压之下，这部分群体更多地选择了再次考研、慢就业等就业形式。三是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是受疫情影响最小的就业群体。相较于高职院校和非双一流院校的毕业生，这部分群体无论在升学比例还是在就业机会上，变化都不是太大。这说明，在疫情进一步加剧就业难的形势下，不同类型大学学历信号作用的差异得到强化，精英高校的文凭显然更加珍贵，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非精英高校的毕业生，处境则更加不利。精英和非精英高校之间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应对疫情的持续影响，促进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落实统计指标，加大对就业质量的评估。进一步明确毕业去向落实率相关指标的含义，严格落实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等文件内容，探索采取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和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的方法，保证就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有效；
增加关注毕业生的长期就业情况，跟踪统计大学生毕业半年、一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就业情况。

二是高校在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同时，注重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心态的引导。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心态的变化影响显著，大学生风险意识增强，扎堆体制内就业和考研升学，2021年考研分数“高分内卷”引发社会热议，高校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上的竞争更加激烈。面对考研、考公的失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缓就业”，高校应对毕业生加强就业辅导，增强大学生的就业信心，引导毕业生就业多元化，帮助毕业生做好就业规划，对选择“缓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注重就业心态的辅导与引导，做好就业保障服务。

三是创新在校大学生参与工作实习的渠道和方式，丰富在校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大学生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本，提高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实习经历对高校毕业生寻找人职匹配工作、提升就业后的工作满意度等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当前高校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的实习活动。在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下，需要创新大学生参与实习的方式，为大学生创造可以线上实习、线上办公的条件，促进就业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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