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职业自我关怀的调节作用*

李 青，许丽英，王 云，祝 韵，黄 艳，谭卫华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理念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帮助贫弱群体和困境人士解决其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促进其能力发展，调适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职业性的专业服务活动”[1]。以往研究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社会工作者面临职业倦怠的风险更高[2]。职业倦怠是指人们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之下，而引发的身心疲惫与情感耗竭的状态，职业倦怠状态若未能及时调整，可能引发离职意向甚至进一步发展成离职行为[3-4]。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医疗机构、患者家庭与社区等不同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服务过程中承担着满足服务对象多种需求的压力，特别是针对贫困、家庭暴力、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开展服务时，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更大[5-6]。由此产生的职业压力会对社会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继发性创伤、同情疲劳等潜在的身心健康影响[7-8]。因此，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问题值得关注。

离职意向是指员工在特定服务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经由一定考量想自愿离开所服务单位的倾向，它是预测离职行为的重要前兆[9-10]。以往研究显示，深圳、上海、广州等地社会工作者每年的离职率在20%左右，较高的离职率对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以及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大影响[11-13]。以往研究也揭示了职业倦怠是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重要影响因素，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在不同群体工作状态中存在差异性[14-16]，并且指出职业自我关怀是降低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17]。

职业自我关怀是指“有目的地参与维持整体健康和福祉的背景下，在专业角色中促进有效和适当地使用自我的实践过程”[5]，以“促进职业健康和提高职业能力的行动”[17]。基于社会工作者有先关心他人而忽视自己的倾向，易面临同情疲劳、继发性创伤和职业倦怠的风险[18]，在欧美国家逐渐将自我关怀视为支持社会工作者发展，减轻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的重要策略[10，19]，但当前未见相关研究证明职业自我关怀在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与作用。

在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的议题并未引起重视，相关研究十分有限[20]。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我国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对弱势群体多元服务迅速反应，多任务同步处理，改变了以往社会工作者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其身心压力、职业倦怠感与离职意向[10]。因此，本研究作为国内探究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状况，明晰职业自我关怀与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之间关系作用的调查研究，可为今后社会工作界重视职业自我关怀实践，减轻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并降低离职意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1月，对福建省内9地市的59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基金会及医院等服务单位的社会工作者开展调查。参与调查的单位中，社会工作机构区域分布(福州11家，厦门11家，泉州9家，漳州3家，莆田4家，龙岩1家，三明6家，南平3家，宁德3家)，基金会分布(厦门1家)，医院分布(福州1家，厦门4家，三明1家，宁德1家)。纳入标准：福建省在职的、愿意参加调查的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在研究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并经福建医科大学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

问卷主要采用邮寄纸质问卷的方式进行，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不方便邮寄的采用线上问卷星收集资料。共回收纸版问卷1 091份，电子问卷180份，经筛查将存在异常值、缺失值或量表题选择相同数字均超过70%的问卷删除，最终有效问卷1 066 份，有效率为83.87%。

1.2 调查工具

1.2.1 基本信息

采用自编调查表了解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工龄、日均工作时间等个人及工作基本情况。

1.2.2 职业自我关怀实践量表

采用Lee等[21]研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实践量表。本研究团队将量表翻译为中文版，并在试调查后，用于本研究。该量表共9题，每一题均采用从“0=从未”到“4=非常频繁”的李克特5级评分，职业自我关怀实践得分为所有题目的总和，潜在范围是0～36分。得分越高，表示职业自我关怀实践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职业自我关怀实践的Cronbach’sα为0.89。

1.2.3 职业倦怠量表

采用Stam[22]编制职业生活品质中的职业倦怠量表，研究团队参照陈华英等[23]翻译的中文版共情疲劳量表,进行翻译以适用于社会工作群体，并在试调查后用于本研究。量表共10个题目，每个题目从“从未有过”到“总是如此”分别评为1～5分。职业倦怠得分为所有题目的总和，并按照标准分计算公式T=10×Z+50对原始得分进行转化,将量表标准分分别与T=43、T=57进行比较,以判断职业倦怠的严重程度,其中得分<43分为低度，43～57分为中度，>57分为重度[22]。本研究中职业倦怠量表的Cronbach’sα为0.82。

1.2.4 离职意向

基于以往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者对离职意向的自我评价是重要的测量指标[24]，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采用“近一年来您是否有离职的意向”来进行测量，分别用0代表“无”，1代表“有”。

1.3 统计学方法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为本研究数据均来自社会工作者的自我报告，因此在分析之前，先运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2.27%的方差差异，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25]。

2.1 基本情况

在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中，男性217人(20.51%)、女性841人(79.49%)，平均年龄(30.56±6.89)岁，其中小于30岁505人(49.03%)，30～40岁439人(42.62%)，40岁以上86人(8.35%)。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本科以下389人(38.31%)，本科及以上637人(61.69%)。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489人(46.00%)，已婚557人(52.40%)，离婚14人(1.32%)，丧偶3人(0.28%)。在个人月收入方面，小于4 000元687人(64.57%)，4 000～5 999元280人(26.32%)，6 000元及以上97人(9.11%)。从事社会工作的平均总工龄为(3.28±3.20)年，当前单位平均工龄为(2.45±2.63)年。日均工作时间为(7.66±1.01)小时。具体情况见表1。

2.2 社会工作者离职意向、职业倦怠与职业自我关怀现状

结果显示近一年有离职意向的社会工作者269人，占比25.67%。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倦怠的原始得分范围为10～37分，平均得分为(21.79±5.82)分，标准化处理后的得分范围为29.75～76.11分，平均值为(50.00±10.00)分，根据上述的计分及分级标准，其中处于轻度职业倦怠252人(25.79%)，中度职业倦怠432人(44.22%)，重度职业倦怠293人(29.99%)。职业自我关怀实践的平均得分为(22.57±5.98)分。说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水平较高，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水平较低。

2.3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见表1。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在年龄(F=12.19，P<0.001)、学历(F=-3.78，P<0.001)、婚姻(F=9.99，P<0.001)、当前单位工龄(F=3.19，P=0.023)控制变量上存在显著群体差异。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向在年龄(F=9.48，P=0.009)、学历(F=12.90，P<0.001)、个人月收入(F=7.07，P=0.029)、从事社工总工龄(F=13.81，P=0.003)、当前单位工龄(F=9.43，P=0.024)控制变量上存在显著群体差异。

表1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2.4 职业自我关怀、职业倦怠、离职意向之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自我关怀与职业倦怠(r=-0.46，P<0.01)、离职意向(r=-0.16，P<0.01)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r=0.29，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2.5 职业自我关怀的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SPSS中PROCESS插件的调节分析模型1，使用 Bootstrap方法检验，在控制社会工作者的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工作等基本变量条件下对职业自我关怀在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抽样次数为 5 000 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自我关怀与职业倦怠的交互项显著预测离职意向(β=-0.01,t=-2.21,P=0.028)。说明职业自我关怀对“职业倦怠——离职意向”这一路径起到调节作用，详见表2。

表2 职业自我关怀在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中的调节作用分析

以职业自我关怀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检验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对离职意向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工作等基本情况后，无论是低职业自我关怀组(Bsimple=0.16,t=6.76,P<0.001)还是高职业自我关怀组(Bsimple=0.10,t=5.02,P<0.001)，对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职业自我关怀是职业倦怠对离职意向影响的保护性因素，随着职业自我关怀水平的提高，职业倦怠对离职意向的影响不断减弱。

3.1 疫情防控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偏高，职业自我关怀水平偏低

本研究旨在探究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离职意向与职业自我关怀现状，以及职业自我关怀与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的关系。疫情防控给社会工作者带来新的工作需求，不仅需要运用专业服务方法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疏导、物资援助、疫情防控等多元服务，而且随着工作强度和难度的加大他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也经历着身体耗竭和职业倦怠问题。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存在较高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轻度职业倦怠占25.79%，中度职业倦怠占44.22%，重度职业倦怠占29.99%。同时所调查的社会工作者近一年有离职意向的比例占25.67%。说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较高，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问题不容忽视。研究也显示我国社会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仅有时从事职业自我关怀实践，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20]。

3.2 职业自我关怀在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等个体因素，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年限等工作因素共同引发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离职意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1，14，26]。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职业自我关怀是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表现为职业自我关怀与职业倦怠、离职意向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水平越高，职业倦怠程度越低，离职意向越低；
职业倦怠程度越高，离职意向也越高。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及工作等基本情况下，职业自我关怀在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关系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说明社会工作者因职业倦怠而考虑离职时，职业自我关怀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发现，随着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水平的升高，职业倦怠对离职意向的影响随之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单位重视疫情防控与服务过程中所存在的健康风险，通过职业自我关怀促进社会工作者更积极、更有意识地关注身心健康状态，从而积极自我赋权提升职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同时，职业自我关怀也能够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与应对工作压力的抗逆力，从而降低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

3.3 职业自我关怀应作为职场健康促进的重要策略

职业倦怠问题不仅危害社会工作者个体的身心健康，因职业倦怠产生的离职意向也影响整个社会工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工作者更需要关注自身的职业健康，以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参与疫情防控与健康管理。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认为应该将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能力作为减少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的重要策略。因此，建议社会工作相关服务机构从健康饮食，体育锻炼，社会支持，正念，营造良好的健康工作文化、设置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以及促进个人与职业自我关怀相整合[5，27]等多元自我关怀策略入手，将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正式纳入职场健康促进计划，教授实践自我关怀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关怀的能力。基于组织因素通常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以影响工作者的职业自我关怀实践，可以通过授权社会工作者参与的方法[28-29]，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发展组织的健康促进计划。对此，社会工作者相关服务机构的管理者需要在组织层面上制定有利于组织发展与员工成长的政策，从整体、系统与多元的角度，开展职场健康促进活动[4，30]，提升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自我关怀实践水平，进而降低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促进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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