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南方谈话看改革开放风险防范

熊 标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江西 南昌 330108）

1992 年1 月18 日至2 月21 日，邓小平以南巡的方式相继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简称为“南方谈话”，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束篇。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怎样进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原创性回答，极大发挥了举旗定向的历史作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破浪前行。不仅如此，南方谈话也蕴含着丰富的风险防范的思想，是指引改革开放行稳致远的重要理论滋养。本文将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束篇作为南方谈话的文本依据，从改革开放风险防范视角对南方谈话的内容作些梳理和探讨，以启今人。

研读南方谈话，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以开门见山的方式，直接简明地点出了改革开放的本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70寥寥9 字却字字千钧，从生产力的高度来审视改革开放的本质。接着，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70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界定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将改革开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度作出的新定位，是关于改革开放本质认识的一次理论创新，为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提供了全新视角。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不仅视角新、立意高，而且深刻、全面。在邓小平看来，要推动生产力进步，既要解放生产力，也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370基于此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本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本质上都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和侧重。如果说“解放生产力”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那么，“发展生产力”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久之计。具而言之，“解放生产力”强调的是将生产力从旧的体制、机制及各种障碍中释放出来，而“发展生产力”指向的是生产力内生式的长远发展。一方面，“解放生产力”表明生产力发展方式可以通过从束缚性的障碍中释放出来，结合南方谈话的文本和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来看，“解放生产力”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南方谈话第一部分第二段有关“解放生产力”字眼出现了7 次之多，可见，当时改革开放阻力之大、束缚之多。因此，“解放生产力”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折射出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阻力大、束缚多。有鉴于此，当时，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把破除阻力和束缚作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不仅有“释放”，还有自身内生式发展，因此，“发展生产力”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有巨大潜力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表述绝不是同语反复，两者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方式，而且表征着生产力发展面临的不同境况，何时强调“解放生产力”、何时侧重“发展生产力”必须要审时度势，精准把脉，绝不可泛泛而谈。应该指出的是，分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者的差异，不是为了制造分殊与对立，而是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的重要论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是我们党改革开放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不仅有助于从思想上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本质，廓清人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认识迷雾，也有助于从实践上找到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此外，南方谈话第一部分的旨趣虽然是围绕着改革开放本质而展开，但是在南方谈话中，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是以“革命”本质的回答为导引，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70简短17 字，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了对于革命和改革开放本质的认识，同时深刻揭示了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内在统一，二者内在统一于生产力的解放。换言之，这一精辟论述从生产力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相统一的本质性规定，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革命的内在相通性，成功化解了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对立，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113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述仍是我们回答和处理改革开放与改革开放前历史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为了让改革开放本质更有说服力，邓小平并不满足仅仅以抽象思维方式揭示出改革开放的本质，而是接着全面总结改革开放14 年的历史，试图从经验事实层面进一步凝聚人们的共识。因此，在揭示出改革开放本质之后，南方谈话的内容旋即转入到改革开放14 年历史的总结，这绝不是简单的顺序编排，而是逻辑的必然。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14 年改革开放历史最有发言权。研读南方谈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14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邓小平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纲挈领式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1]371众所周知，其中所讲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指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换言之，他是通过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形式来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用了具体事例来佐证自己的判断，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1]371可见，14 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是非常有成效的。有了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加之14 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总结，邓小平以无可争辩地方式告诉世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正确选择和唯一出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应该成为普遍共识。就此而言，揭示改革开放本质就是要纠正关于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统一人们的思想，防范改革开放共识分化。

（一） 思想上，防范精神污染的风险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尤其是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国外的一些腐朽东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乘机渗入进来，同国内的封建主义余毒结合起来，严重侵蚀人们的思想，导致一些丑恶现象、犯罪活动逐渐增多，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腐败等，它们不断滋长人们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导致社会风气变坏变质，人们精神受到污染。精神污染这种风险犹如蚁穴，是以渐进、隐蔽的方式动摇改革开放根基。如果不加以防范，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就要被葬送。在邓小平看来，精神污染问题是思想文化领域重要风险点，决不是小事，“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听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45可见，精神污染决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是关乎改革开放是否变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精神污染这一风险点犹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危险，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惯用伎俩。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坚持早发现早处理，予以坚决清除。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378“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1]379防范精神污染，抓好精神文明，就是保障改革开放安全。

（二） 政治上，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

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领域，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风险不仅仅在思想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风险同样不可避免。防范改革开放政治风险，集中地体现为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要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在邓小平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两点：一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仅关乎改革开放的成败，也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前途。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357“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1]311因此，防范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这是关乎改革开放生死存亡的大事、要事。较之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来势凶猛，破坏力强，动摇根本，随时可能将改革开放付之一炬。为此，邓小平特别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379因此，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防范，必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三） 经济上，防范工作中心偏移的风险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迅速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工作重点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命题。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对这句话并不是很理解，经常在这个认识上发生动摇，甚至试图要改变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既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拨乱反正，也把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回应了时代和人民的呼声，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作出了集中全面的阐发。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375简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关于经济为中心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赋予经济工作中心地位，而且谈到了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和发展动力问题。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邓小平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欠账较多的国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非常必要的，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375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发展台阶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375在经济发展动力上，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是科学技术，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77透过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足见，邓小平对这一中心的思考之多，思考之深。任何对经济工作中心的偏移，都会对改革开放形成致命性伤害。因此，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防范任何形式的偏移风险。

（四） 组织上，防范党内路线争论的风险

在南方谈话的第五部分，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380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同理，改革开放要出问题，也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的风险之一，就是削弱党内团结。在邓小平看来，历史上因路线之争严重破坏党内团结的教训极其深刻，党内曾经的“左”和右之争就是前车之鉴，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1]375那么，如何防范党内路线之争呢？邓小平给出的答案就是：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374这一简短精辟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不争论的意义以及争论的严重后果。需要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的语境中，不争论不等于不讨论，也不是胡来蛮干，而是不搞口舌之争，不搞路线之争，不搞派系之争。争论既影响党内团结，又耽误改革开始事业，是有害无益之举。克服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用实践回应争论。由此可见，党内路线之争既是影响党内团结的因素，也是关乎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重要风险点，防范党内路线争论的风险是推进改进开放的必然之举。

在完成改革风险防范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之后，邓小平将目光转向了改革开放的主体之维，这一转向既是南方谈话文本的谋篇布局，也是逻辑运思的必然，其实质就是要回答谁来干的问题。透过南方谈话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发现，谈话的第一至第四部分基本上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这一对象性本身而展开，最后两部分（第五、第六部分）则是聚焦改革开放中人的因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可见，人的因素是关乎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380由此可见，人的因素既是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因此，从主体维度来防范风险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风险防范的题中之义。那么，在邓小平看来，如何才能防范改革开放接班人变质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按照邓小平所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人。仔细品读，“四化”实质上可以分为三个维度：革命化是指人的信仰维度，年轻化是指人的生理维度，知识化、专业化则是指人的能力维度。

（一） 改革开放接班人必须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之人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人们对于改革开放前景充满迷茫。面对改革开放的严重困难，不仅要善于从理论和方法上找出路，也要从精神上找支撑。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因此，要提振改革开放的信心，关键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3]邓小平也曾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63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真理力量，行动力量，也是精神力量。因此，在邓小平看来，提振人们改革开放信心，战胜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艰难险阻，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根源上来说，是源自其自身的科学性。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382“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82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其内生属性规定的，绝不会因为各种非议而被打倒。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遭遇到挫折，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而是误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包括中国在内世界社会主义的难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63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3就此意义而言，只有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二） 改革开放接班人必须年轻化

在邓小平关于年轻化的思考中，强调年轻标准，既有关于改革开放的长远考量，也有现实考虑。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1]380可见，年轻人关乎改革开放的未来。虽然，年轻人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着改变不了改革开放由年轻人来接棒的客观规律。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选好人，培养好人。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1]381可见，年轻不仅关乎个体生理上的年龄，更不是唯年龄论，而是有待成长的年轻，是代际之间的新陈代谢。同时，邓小平强调年轻化，既有对于客观规律的深刻洞见，也有基于现实的考虑。在邓小平看来，相对于改革开放这一全新事业而言，老年人的弱点显而易见，“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1]381就此意义而言，强调年轻化也是解决改革开放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接续完成。因此，只有大力培养年轻人，依靠一代代年轻人接续奋斗，改革开放事业才能有未来。

（三） 改革开放接班人必须是有能力之人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人用人标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邓小平将改革开放的主体塑造为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要年富力强，还要有能力，其中革命化是指人的信仰之维，年轻化是人的生理之维，知识化、专业化则是人的能力之维。在四化标准中，革命化是根本，年轻化是要义，知识化、专业化则是关键。有信仰之人，年轻人，最终都要通过人的能力诠释信仰，注解年轻。正如邓小平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1]380-381要想做出让人民看得到的成绩，不仅要信仰坚定、年富力强，也要能力过硬。没有过硬的能力就做不成事，也就没有政绩，最终就不能说服人民。那么，人的能力从何而来？能力形成的要素有很多，突出体现为知识化、专业化。强调知识化、专业化，既是对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业务能力的一次脱胎换骨，也是培养新生代改革开放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要求。综上，只有让改革开放掌握在有信仰有能力的年轻人手里，改革开放才会有希望，否则，改革开放随时有被葬送的危险。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南方谈话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改革开放风险防范思想。这些思想是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的结果，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推进当下中国改革开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筑牢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伴随着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而拉开大幕，它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得以重新确立，使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为改革开放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丰硕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用这些成果不断武装全体党员，教育全国人民，构筑了抵御各种歪理邪说的思想防线，极大地凝聚了改革开放共识，确保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效防范和化解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风险挑战。这就启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4]183这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未来的昭示。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用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筑牢党和人民防范改革开放各种风险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要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筑牢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风险防范的一条基本经验。研读南方谈话，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所用篇幅最多的内容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的迫切要求，也是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只有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防范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在南方谈话的早些时候，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多大影响？原因就是由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364这是邓小平对防范改革开放风险的深刻总结：发展越好，承担和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改革开放40 多年，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战略思想，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跨越大提升，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了人民对党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为防范改革开放各种风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在总结改革开放40 周年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4]186可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夯实风险防范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当前，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们的发展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发展要求更高。站在继续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着眼于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全面增加国家硬实力，不断筑牢新时代改革开放风险防范的物质基础。

三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筑牢改革开放的组织基础。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重要性的阐明，也对改革开放风险点的深刻揭示。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根本所在，是我们战胜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的一大法宝。只有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改革开放才能行稳致远。“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5]在总结改革开放40 年的宝贵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4]188我们党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将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更加有力，才能不断增强党对改革开放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改革开放有更多的期待，这就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坚持零容忍推进反腐败斗争，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用人导向，不断夯实党的人才基础，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纪律保障和人才保障，不断筑牢改革开放的组织基础。

总之，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不仅发挥了为中国改革开放举旗定向的重大历史作用，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破浪前进，而且蕴含着丰富风险防范的思想，是指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的理论滋养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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