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立万》：元电影与电影教育

郭彦茹

2021年11月，刘循子墨导演的《扬名立万》上映。在此之前，刘循子墨就已经在电影、网剧等方面取得过不俗的成绩。这位“85后”导演对年轻人的喜好有着敏锐的感知，其自导自演的《报告老板》系列喜剧在豆瓣上均拿下了8分以上的好成绩。作为一个非热门档期上映的电影，《扬名立万》凭借精彩绝伦的故事与绝佳的口碑，最终票房突破9亿元，成为2021年末的最强黑马。这部电影保留了刘循子墨一贯的喜剧风格，在啼笑皆非的故事中，为我们抛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电影命题。

《扬名立万》的剧本创作历时三年，在精良的剧作安排下，整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节奏。很大程度上，优秀的叙事节奏得益于创作团队将“暴风雪山庄”模式运用到极致。“暴风雪山庄”模式即一群人被迫困于某个密闭空间内，只有完成既定任务，或解决既定困境，才能从密闭空间中逃出。電影主线围绕着陆老板和他所召集的一群电影人展开：陆老板将一群失意的电影人困于发生了“三老”凶杀案的房子里，试图利用案件热度创作出卖座的电影，随着创作人员对案件的深入剖析，“三老”凶杀案背后的故事也逐步揭开……陆老板将所有人召集到“凶宅”，并将大门紧锁，构建了第一个密闭空间。李家辉发现凶手就在现场，密闭空间的危机由此产生，身处于这栋房子的所有人，都开始对创作任务产生紧迫感。众人发现凶杀案现场，惊慌失措之余，凶手齐乐山也逃脱了手铐、脚链的束缚，危机从可控变为不可控，密闭空间由整栋房子缩小到一个房间。李家辉发现通风口，并和陈小达先后进入通风口，但与此同时，齐乐山也进入通风口，他可能通过通风道进入房间，也可能在通风道中与李陈二人相遇，复合危机由此产生，这不仅将原本的危机引入密室，还添加了一个狭窄、无路可退的危机空间。正当所有人了解了齐乐山的故事并与之和解时，黑衣人带着杀手包围凶宅，新的危机出现……

一个危机的解除紧跟着另一个危机的开始，一个权力瓦解的背后紧跟着另一个更大权力的操控。这样的叙事节奏使观众处于不可懈怠的电影情境之中，如同屏幕那头的玩家，处于未知视点，与主角们同步揭开层层迷雾，一步步融入电影情绪。其实这样的叙事模式与近年来风靡各地的社交游戏“密室逃脱”或“剧本杀”很相似，这类游戏因沉浸式的推理与步步惊心的剧情广受年轻人的喜爱，而这部电影成功将与游戏类似的体验搬上银幕。

《扬名立万》同时还是“元电影”的范例，元电影是关于电影的电影，在一个具体可见的电影文本之中，电影与其他电影文本之间又存在着指涉与映射关系。就像众多网友所评论的那样：“这部电影是写给电影人的情书。”整部电影充斥着电影符号与电影历史掠影，为我们呈现了令人玩味的媒介与真实的互文、历史与当下的对照。

在情节设计上，“摄影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始终参与叙事。安德烈·巴赞曾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强调：“一切艺术都以人的参与为基础，唯独在摄影中，我们享有不让人介入的权力。”摄影机特殊的媒介性质，给予了这部电影多层的叙事文本与无限的遐想空间。片中，陆老板希望将剧本的创作过程记录下来，所以大家在哪里讨论，便将摄影机放在哪里。于是这台摄影机所摄录的是大家关于电影的创作;大家的创作方式，是通过真实案件构建一个虚拟的电影故事;真实案件的地点、当事人，就在创作现场。而当我们抽离出整个电影文本纵观，又会发现观众的视角不过是另一个机位的摄影机，银幕的那边是剧作真实，也是刘循子墨导演、一众演员所扮演的真实。这种媒介与真实之间暧昧合离的关系，令人回味无穷;这种探寻媒介与真实之间无限可能的努力，正是电影创作本身。

《扬名立万》还通过不同角色为故事年代背书，在对无数电影历史致敬的同时，也借机嬉笑怒骂，借古讽今。投资人、导演、编剧兼影评人、男演员、女演员、“腰部”演员、群演，齐聚一堂，多元的角色属性构建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电影生态群像，也构建了一幅暗潮涌动的人性群像。

召集所有人的头目陆老板可被视为电影的出品方、制片人，也是评估、确保电影能够挣到钱的人。所以他会不择手段地获得收益，希望通过还原凶杀案现场这种极端的方式，给电影带来热度。我国最早的三部故事长片之一《阎瑞生》就是改编自真实的凶杀案，其主角更是由凶手阎瑞生的密友陈寿芝扮演。《阎瑞生》的创作动机与片中陆老板将凶手请到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这一角色的设置也对当今电影生态中为了票房盲目蹭热点的行为进行反讽。

电影中的郑导与李家辉则展现了电影百年来都在探索的问题：商业与艺术的关系。郑导以电影票房为最高创作原则，观众愿意为什么买单，就拍什么内容，丝毫不在意影片质量。郑导用“烂片”，让低潮期的电影从业者看到希望。李家辉则是坚守美学操守的典型创作者，拿到剧本的那一刻，他看见的不是郑导口中“暴力的拳头”和“色情的枕头”，而是“两种不同阶级”和“不一样的质感的生活”，并在郑导天马行空时，坚持追问人物动机和叙事逻辑。但二人同样落寞的境遇也印证了电影生态恒久的规律：商业模式虽带来丰厚收益，但一成不变的叙事套路终将被观众所抛弃;美学的坚守虽然贡献扎实的作品，但始终不被市场看好，且常常因过于犀利的影像表达被扼杀于摇篮。

从好莱坞归来的陈小达则代表了黄种人在好莱坞的尴尬境况：除了李小龙、成龙这样的功夫巨星，黄种人似乎只能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人微言轻的配角或充当替身。这种境况由来已久，且在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票房巨大力量的今天也未曾有太大改变。2021年刚上映的漫威电影《尚气与十环传奇》、2020年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虽开始以中国角色作为故事主角，但故事内容依旧充满误解与陈旧的刻板印象。

而苏梦蝶则担起了故事的女性视角，并作为“被看”对象展示演艺圈中女性的性别劣势与压力。苏梦蝶成名于上海，归隐于香港，被前夫消费与陷害，为了维持生计回到上海复出……她的身上承载着众多真实历史中早期上海女明星的悲惨经历。成名时被造谣、复出时被瞧不起、危险发生时被物化为利益交换的工具等这些处境，在如今的演艺生态中依旧屡见不鲜。所以在凶杀案中，其他人只是对“三老”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和痛恨，只有苏梦蝶深深共情了夜莺，对夜莺遭受的歧视与污名感同身受。也只有她懂得，对于一个受到了屈辱的女性来说，守住秘密与伸张正义同样重要。

同诸多悬疑电影一样，电影的最后回归了温情。主角们逃出凶宅后需要即刻做出选择，是带着秘密明哲保身、安稳度日，还是揭竿而起，为他人做一次危险但可能微不足道的抗争。可贵的是，《扬名立万》并没有对人物进行生硬的转变，而是将每个人心中细腻的私情，甚至在巨大的权力面前稍显动摇的立场完全暴露出来，展现人性之丰满与复杂、生存之艰辛与无奈。正义的彰显固然重要，但认识自身的不完美、坦诚面对内心怯懦的一面，也应该是人生的重要课题。这些不完美与怯懦，这些抉择前的挣扎，更能凸显正义之勇毅珍贵。

所有主角们最终选择用最擅长的电影揭开案件的隐情，他们用电影告诉观众，如果今天我们因为畏惧权力的施压而不去讲述别人的故事，那么明日当我们受到欺压时，也再无人讲述我们的故事。主角们齐心协力将一部电影，从生财之道演变成行义之举，最终完成了《扬名立万》的最大命题：电影与社会责任的相互提携。所谓扬名立万，不一定是声名鹊起于十里洋场，也可以是立身行道，成全内心。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01F5EEA-82FE-4C92-892F-1FA9FE0F4D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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