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八省地区共同富裕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郭 涛 王 瑜

（1.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西青 300387；
2.内蒙古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各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要顺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部分地区开展先行先试、作出示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不断取得成果和经验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经济社会基础仍较为薄弱民族地区的关注。广大民族地区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大规模返贫风险的发生，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及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关键之一［2］。在民族地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在消除两极分化前提下的共同富裕［3］。共同富裕应该是“富裕”与“共同”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富裕”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条件，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都要满足。随着各族群众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富裕，“五个认同”将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拥有更坚韧的精神连接，更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同”体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在不断提升富裕水平的同时，还要合理分配发展成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需要重点关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复杂理论与实践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公认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4］。当前，共同富裕作为我国重要的政策议程，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正在将“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新的中国概念进行考量，认为这已经成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不平等问题重要的中国方案［5］。国内学者主要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本质特征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开展研究［6，7］，也有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进而对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共同富裕评价相关研究文献，得到关于评价维度、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以及评价对象的相关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共同富裕评价维度、指标权重及评价对象

当共同富裕再次成为政策议题与公众关注的热点，学术界也开展了广泛研究。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没有测度就没有管理”，目前对于共同富裕相关研究更多关注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对于共同富裕测度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16］。

整体来看，当前共同富裕测度评价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从研究指标来看，指标选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一些学者致力于选取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但是过多的指标进入到测量模型中也可能导致“好心办坏事”［17］，指标之间复杂的关系可能导致评价结果违背现实逻辑［18］。同时，选取的指标以客观评价指标为主，很少将具有可操作性的主观评价指标融入其中。

从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来看，选取科学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有助于获得客观准确的评价结果，目前对于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主观权重设置（等权重［12］、AHP 方法［4］）与客观权重设置（熵权法［3］、主成分分析法［14］），目前使用组合权重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标设置权重的研究较少。

从研究视角及研究对象上来看，研究对象基本聚焦于全国范围以及以浙江为代表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目前还没有看到以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共同富裕评价相关研究。

（二）评价指标选取

选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共同富裕水平，相关研究都是在分析共同富裕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不同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4］。如前所述，结合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以及陈正伟和张南林（2013）［8］、刘 培 林 等（2011）［10］以 及 席 恒 等（2022）［13］相关研究的成果，本文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评价。公众获得感、公众幸福感、公众安全感的评价指标及计算公式主要参照张栋（2020）［19］、廖福崇（2020）［20］的研究成果；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来源于曹裕等（2010）［21］。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及指标计算公式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及相关评价研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公众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等主观评价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同时利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进而与TOPSIS 方法相结合，对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通过障碍度分析，识别出阻碍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提供新方法模型，并根据识别出的关键制约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图1. 组合权重-TOPSIS分析流程

（一）组合权重确定

1.层次分析法

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主观权重的计算，借鉴邓雪等（2012）［22］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对构建15 个共同富裕评价指标，首先建立比较判断矩阵，对处于同层次的评价指标，根据9级标度方法进行赋值，并建立评价指标两两判断矩阵；
然后利用几何平均法对判断矩阵E 中的数据进行归一化转换，进而计算得到各评价指标的主观权重AWj；
最后对于计算出的权重系数，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通过后可以确定主观权重系数。

2.熵权法

利用熵权法可以计算共同富裕指标的客观权重，本文主要借鉴蔡雪雄等（2021）［23］熵权法的计算步骤，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评价指标首先转化为［40，100］范围内的指数［12］，对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最终计算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熵权EWj。

3.组合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可以合理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而熵权法则能有效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得到的主观权重AWj与客观权重EWj进行组合，有助于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权重系数［23］。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得到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系数［24］，如公式（1）所示。

（二）TOPSIS评价法

TOPSIS 评价法是由C.L.Hwang 和K.Yoon 在1981年提出，该方法也被称为趋于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目前常用于多方案、多指标的决策评价。该方法通过构造多属性决策的理想解（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进而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之间的欧式距离，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

1.构造加权矩阵

首先对评价指标标准化的数值Yi j进行加权处理，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加权的标准化矩阵Zi j。

其中，Yi j代表第j 个地区第i 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Wj为组合权重系数。

2.构造评价方案的理想解

基于以上构建的加权矩阵，可以得到评价方案的正（负）理想解Z+（Z-），其中Z+是由矩阵Z中每列数据的最大数值构成，而负理想解Z-是由矩阵Z中每列数据的最小数值构成。

3.计算各方案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分别计算各个评价方案与Z+（Z-）之间的欧式距离，D+i为第i 个评价方案与Z+之间的欧式距离；
D-i为第i个评价方案与Z-之间的欧式距离。

4.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Ci

根据各个评价方案与Z+（Z-）之间的欧式距离，可以计算各评价方案与理想解之间的相对接近度Ci，如公式（3）。

相对贴近度Ci Ci的数值越大，代表该评价方案越接近正理想解，在所有评价方案中的优先顺序也就越高。最后基于相对贴近度的数值大小对所有评价方案进行排序，得到评价结果。

（三）障碍度模型

对民族省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可以利用障碍度模型（Obstacle Degree）识别出影响民族省区共同富裕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有效提升民族省区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本文借鉴鲁春阳等（2011）［25］、李刚等（2011）［26］的处理方法，障碍度模型的计算公式如公式（4）所示。

其中，Yij为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Wj为指标j根据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得到的组合权重，Oj为指标j具体的障碍度。

（一）数据来源

公众获得感、公众幸福感、公众安全感数据来源于CFPS 调查，CFPS 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数据量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CFPS 2020年的调查数据。其中公众获得感根据被访问者对于贫富差距、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以及社会保障6 个方面严重程度的评价，评分在0 到10 之间，按照被调查者所在省区对涉及的问题评分取平均数，由于数值越大代表被访问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评价越低，在此对评分数据与10 取差值进行转置，数值越大，公众的获得感越高；
公众幸福感对应的问题是“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公众安全感数值是基于被访问者对父母、邻居的信任度以及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3 个问题的评价。其他统计指标均来源于各省区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二）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评价

借鉴陈丽君等（2021）［10］的方法，本文选取3位金融、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讨论取得协商一致的方式，对评价指标两两对比赋值，计算得到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为5.214，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指标CR 为0.0724<0.1，通过一致性检验。限于篇幅限制，根据层次分析法以及熵权法的计算步骤，可以得到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组合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组合权重表

基于组合权重及TOPSIS 综合评价方法，对2020年我国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相对贴近度及排序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对这八个省区的相对贴近度数值进行K均值聚类，最终得到两个聚类点（0.3和0.49），可以将民族省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低水平共同富裕［0，0.395］、中水平共同富裕［0.395，0.745］、高水平共同富裕［0.745，1］。从表4中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在民族八省区中共同富裕水平发展最高，但是相对贴近度数值仅为0.541，距离高水平共同富裕区间还有较大差距。青海、宁夏分别为0.532和0.490，分列第二和第三位，除了贵州处于低水平共同富裕区间以外，其他省区都处于中水平共同富裕区间。这表明，民族省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整体还处于中低水平，需要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个方面，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

表4. 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水平排序（2020年）

（三）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双维度分析

在对民族省区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整体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对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双维度分析，有助于得到更精确的共同富裕发展区间。分别对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一级指标下的组合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与无量纲化的数据进行加权求和，可以得到不同省区的富裕度和共同度指数，将富裕度和共同度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可以将民族八省区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双维度区间分类。分别以民族八省区富裕度和共同度的平均值作为分界线，可以将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共同富裕型、共同发展型、相对滞后型、优先富裕型，如图2所示。

图2. 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双维度分类（2020年）

1.共同富裕型

宁夏、内蒙古两个省区的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均高于民族八省区的整体均值，在民族八省区中处于“共同富裕型”。这两个省区共同富裕发展较为均衡，两个指标均超过民族八省区的平均值，共同度数值已经高于全国平均值，但是在富裕度维度上与全国平均值还有较大差距。未来这两个省区与全国共同富裕发展先进地区进行对标，在控制好城乡和区域差距的同时，重点提升富裕度水平。

2.共同发展型

广西、新疆两个省区的共同度水平高于八省区的整体均值，而富裕度水平低于八省区的整体均值，在民族八省区中处于“共同发展型”。这两个省区的共同度数值也高于全国平均值，但是其富裕度在民族八省区中处于较低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显著的差距，这两个省区需要重点提升其富裕度水平，特别是要努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3.相对滞后型

西藏、贵州两个省区的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均低于民族八省区的整体均值，在民族八省区中处于“相对滞后型”。这两个省区要充分发挥各区域优势，开展区域间有效分工协作，用好用足国家对于民族省区的倾斜政策，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突破点，合理控制城乡及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跨越式发展。

4.优先富裕型

青海、云南两个省区的共同度水平低于八省区的整体均值，而富裕度水平在八省区中排名前列，在民族八省区中处于“优先富裕型”。这两个省区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拓宽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和普及率，有效降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

（四）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障碍因素分析

基于构建的障碍度模型，可以计算得到民族八省区2020年共同富裕评价指标的障碍度，对八省区每个因素求取平均值，并根据平均值的大小进行排名，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障碍因素分析（2020年）

从表5中可见，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提升阻碍度平均值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公众安全感（14.86%）、居民可支配收入（13.23%）、公众幸福感（11.35%）、泰尔指数（10.31%）、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8.85%）以及区域医疗差距（8.75%），这6 个因素已占据全部阻碍因素权重的67.3%，属于影响共同富裕提升的主要阻碍因素。

（一）结论

通过对民族八省区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双维度分析以及共同富裕障碍因素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水平，要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除了贵州处于低水平共同富裕区间以外，其他省区都处于中水平共同富裕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发展最高的内蒙古自治区，其共同富裕相对贴近度数值仅为0.541，距离高水平共同富裕区间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个方面，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

第二，基于“富裕度”和“共同度”，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对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双维度分析，分别以民族八省区富裕度和共同度的平均值作为分界线，可以将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共同富裕型、共同发展型、相对滞后型、优先富裕型。

第三，抓住主要影响因素，有效提升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民族八省区共同富裕提升阻碍度平均值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公众安全感（14.86%）、居民可支配收入（13.23%）、公众幸福感（11.35%）、泰尔指数（10.31%）、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8.85%）以及区域医疗差距（8.75%），这6 个因素已占据全部阻碍因素权重的67.3%，属于影响共同富裕提升的主要阻碍因素。

（二）建议

第一，重点关注精神生活富裕，增强各族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富裕。对于民族八省区来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工作，首先要把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裕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冲击下，时有发生的各类“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对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更需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同时持续提升民族地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转移支付与对口支援机制，为各族群众营造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心理预期，提升对现在以及未来工作生活的信心。

第二，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要抓手，扎实提升民族省区的“富裕度”。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是“富裕”，近年来民族省区社会经济及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不少差距，如2020年民族八省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民族省区来说，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增强民族省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扎实推进民族省区的“富裕度”。

第三，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进民族省区实现“共同发展”。民族省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民族省区与全国先进地区之间、民族省区之间以及民族省区内城乡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区域之间存在的差距已经成为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重要阻碍因素。对于广大民族省区来说，继续“做大蛋糕”与“合理分配蛋糕”应当有机联系起来，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合理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方面的制度措施，在政策、资金以及项目等方面继续向民族省区进行倾斜，持续改善民族地区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推进民族省区实现“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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