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千个字》的对照叙事

贾天玉

摘要：对照叙事是王安忆小说叙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呈现于其新作《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的这部小说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对照组，并从中挖掘出不寻常的意义：热烈场面虽被置于主要地位，但需辅以平静因素调节叙事气氛；
“亲近”作为人物的情感追求，却通过“疏离”来实现；
明暗所代表的意义互相转换，传达出亲情与爱情的暖意；
“重复”式对照呈现出人物心态的变化，隐含着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结。对照叙事既是王安忆写作倾向的长期实践，也是她在创作中探求平衡理念的艰难之举。王安忆透过《一把刀，千个字》揭示了现实中的不平衡状态，充分表达了对平衡观本质的透彻理解。

关键词：《一把刀，千个字》；
对照叙事；
平衡观；
文化重构

自1976年首次发表散文以来，王安忆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并驾齐驱。长篇小说《长恨歌》显示了王安忆对上海空间深刻细腻的把握和充分有效的开掘，但她并没有拖延这次叙事之旅，而是不断尝试文学新实验，构筑了“百变式”的小说风格。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近年的新作，以华人厨师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奋斗历程为主线，探索市井人物的凡常生活，由此展開在历史断裂之下，现实与记忆、子辈与父辈之间的成长史叙述。这部小说延续了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融入她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通过对照叙事，缓缓展现出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传达出对照叙事的文化重构意义。

一、《一把刀，千个字》的对照叙事解读

“对照”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为“互相对比参照”或“（人与事物）相比、对比”，类似于西方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都是通过对立项组合成完整的系统。但“对照”的范围要略宽于“二元对立”，对照项在对立的状态中还凸显出融合转化的趋势。对照叙事是指在小说叙事中，叙述者主要以对照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建构语境基调、传达内容意义。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通过四组对照项建构文本，包括营造“热烈与平静”的小说气氛，寻找日常生活的真实感；
展现人物之间的“亲近与疏离”，揭开情感的复杂纠葛；
反向使用“明亮与黑暗”的意义，捕捉零散的关怀碎片；
运用“重复”理论，展现人物于不断复现的场景中的成长变化。

（一）“热烈与平静”调节叙事气氛

气氛是一种小说艺术美，是作家在创作中不懈追求的文学风格要素。格诺特·波默甚至提出了“气氛美学”的概念，将气氛作为独立审美对象解构与再造。由此可见，气氛渲染水平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审美境界。

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极力营造一种合乎日常生活的审美氛围，并选择“热烈”与“平静”来调节叙事气氛。“热烈”占据小说的主导地位，小说题目就已体现出这一倾向——用来烹饪中餐的“一把刀”与灶台上的烹油烈火紧密相连。“热烈”或是活跃在人群涌动的物理空间，或是活跃在针尖对麦芒的情感空间，其中充满着高涨的激情。然而，它不可能是生活的常态，会很快被“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1]，所以当“热烈”逐渐走向高潮，实际上小说的气氛已经转入危险之中，正如小说中所写的：“盛宴其实是危险的引子，力量在失去平衡，暗暗倾斜。”[2] 王安忆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她在叙事中以“平静”调节叙事气氛，使其紧随“热烈”之后。在一张一弛中，热烈得以实现稳定的存续。

在具体分配这组对照项的笔墨时，王安忆详尽铺陈“热烈”场面，包括完整描绘烹饪顺序、食材和火候，细致交代节日庆典的前因后果，展现读书会大到主题和发言人的确定、小到茶水种类的细节。与此同时，她又以极简主义书写平静场面，穿插于“热烈”场面中。她常以短句调节气氛，例如，以终止音“叮”结束姐弟争吵的激越场面，消散“热烈”气氛，以“归于空寂”四个字平衡热烈带来的喧哗。这样的对照设置一方面在不断循环转换中有机统一了小说的整体氛围，将看似矛盾的场面架构于平衡之间，推动故事平衡式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读者的审美疲劳，给人以日常生活的真实感。此外，“热烈”的大量笔墨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平静”的极简手法又使故事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读者能够深入其中，体会到小说人物的失望与空虚以及无所适从的迷茫感。

（二）“亲近与疏离”化解人物矛盾

叔本华曾提出心理学名词“刺猬效应”，指刺猬在冬日里适当保持抱团取暖的距离，以避免彼此尖刺伤害的现象，以此告诫人们交往时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应疏者密之，密者疏之。《一把刀，千个字》中人物的性格、经历和特定的场景会引发矛盾，导致出现紧张气氛。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场面之下，王安忆让人物效仿刺猬，保持一定“距离”，或亲近或疏离，以此实现互补式、妥协式的平衡。

“距离”表现为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远近。在物质上，“距离”体现为不同人物的金钱观：师蓓蒂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消费观念；
陈诚与师蓓蒂独立与协作并存的生活方式；
嬢嬢清晰记录支出的算账方式。这种物质上的疏离既是人物理性的表现，减少了人物关系遭受金钱异化的可能，也是他们传达爱意的中介，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从而在情感上拉近彼此的距离，实现价值观互补的平衡。在精神上，“距离”表现为点到为止的关心。在“父亲”“陈诚”“师蓓蒂”“姐姐”“嬢嬢”“母亲”交叉对照的排列组合关系中，他们对彼此生活境况的了解呈现出一种“熟而少问”的状态。多年未见的父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熟络，也不主动询问彼此近况，甚至显得冷漠，但父亲觉得“身边儿女围绕，很是高兴”[3]；
师蓓蒂与姐姐关系紧张却又经常见面，她们熟知彼此近况，对话极少，却每一句都要争夺话语权，因此她们的友情“均衡强弱，结构越趋稳定”[4]。人物在排列对照下的社交距离拉近了，心理距离却被拉远了。亲情与友情在“近乡情怯”下，实现了妥协式的平衡。

王安忆深知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她精心安排《一把刀，千个字》中的人物关系，使其在物质上保持距离，在精神上也保持距离，以保护人物个性、防止内耗，维系人物情感、调和矛盾。

（三）“明亮与黑暗”分割叙事空间

明暗对照最初是一种绘画技法，后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通过光与影、明与暗形成一种对照关系。通常越是黑暗，气氛越是紧张，光则代表着希望，但王安忆打破这种司空见惯的模式，让明暗互相帮助，行使彼此职能。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设置了众多明暗对照的场景，并对其有着个人的独特诠释。一方面，“明亮”化作“黑暗”：“下午两三点的阳光，照亮半间屋……心中生出不安”[5]，“明”代表了不安；
“空气里隐约有一股子辛辣，来自白昼里的光照”[6]，“光”成为不平静的因素；
“光从四面八方来，刺得眼睛疼”[7]，“光”是刺眼的，而非柔和的。另一方面，“黑暗”化为“明亮”：“暗”是紧张的休止，是关心的代表；
“日光从窗外照着她的头发，黑亮亮的”[8]，“暗”是温暖的递进。

当房间内明暗同时存在，王安忆就设置外部工具将其隔开，使明暗相互转换，以此体现出她的空间意识。“松木楼板的拼接处透出丝丝缕缕的光……灯光熄灭，黑暗从四面合拢，闭得十分严实，仿佛有重力，沉甸甸的。”[9]木板作为分割符，将光亮与黑暗从物理空间上完全切割，寓意明暗必然存在，矛盾不可避免。“气温迅速下滑，空气里充盈着细密的晶体，暗夜有了亮度……推开家门，厅里黑了，父亲房间还亮着。他打开自己卧室的灯，那边便灭了。”[10]玻璃作为分割符，并未将明暗完全隔开，说明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徹底阻隔亲情的涌动。明暗搭配意味着等候，既承载父子之间的亲情，又见证时光的差异，显示出一种平衡，集中体现出中国人传统内敛的爱意。明暗分割叙事空间，又缓和紧张气氛，预留出充足的解决矛盾的时间，在循环转换中体现出王安忆的平衡审美。

（四）“重复”平衡叙事节奏

在米勒看来，“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式形成链性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结构”[11]。重复就像舞步一样，开始偏于凌乱，三四遍以后便能跟上节奏，手脚得以协同，画面得以和谐平衡。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将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复制，将不同时期的人物在同一动作、同一场景之下的不同心态形成对照，不断变换叙事节奏，显示出对“时间”的灵活把握。

王安忆在灵活运用重复理论时，一方面通过压缩或延长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平衡叙事节奏。例如，陈诚与黑皮在最初相处时无意碰到脚，俩人迅速闪开后再次肢体接触，于是很快熟络起来。王安忆在这里压缩了他们成为朋友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陈诚与师蓓蒂少时便在上海见过面，双方直到成年后在遥远的法拉盛再次相遇才真正变成朋友。此时，王安忆又让人物成为朋友的故事时间拉长到20多年，叙述陈诚与师蓓蒂的文字远多于与黑皮相关的文字。另一方面，在重复同一场景或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时，王安忆通常以其出现两次的频率展现人物形象的变化过程。例如，王安忆为人物在法拉盛初次见面的场景中设置了一个关于“案子”（桌子）的特写镜头。几年后这个桌子再次出现，意味着陈诚与师蓓蒂的“双档”事业计划的内涵，已经从“务虚”状态的设想变为“务实”状态的现实；
陈诚成年之后更加成熟稳重，会偶尔感慨少时与黑皮的嬉闹时光，“觉得有趣，却也不是缺不得”，他对大西洋城的迷恋程度也在变浅，“兴致大不如前”。有时，王安忆在延长叙事节奏时，也会增加重复场景出现的次数。陈诚一家三次遇到同楼的女人，他们虽有基本的过话但无熟络的走动，这位女邻居想要和陈诚一家组建新家庭的真实目的也在三次见面的场景里逐渐显露。王安忆安排的这三次相遇场景，在延长叙事节奏的同时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建构，并清楚揭示了陈诚一家的情感空间不容侵犯。

二、对照叙事的缘由

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对照式叙事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绝对忠奸到价值观的鲜明爱憎，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对照式叙事模式源远流长。许多作品通过对照的叙事手法，将被遮蔽的真相揭示出来。王安忆在对照倾向的创作实践中，与习以为常的生存事实和人生判断“唱反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展现出对“平衡”审美的艰难追求。

（一）写作倾向的长期实践

对照手法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常以双线对照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她的许多作品通过对世界作对照式地观照与呈现，参与了严肃文学关于社会历史、时代命运的讨论。这种对照式的观照既是历史文化的内蕴指导，也是现实主流的外部性引导，更是艺术规律和个性追求的根本性要求。

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王安忆或是在作品中设置双线结构，如《纪实与虚构》以“成长”和“寻根”为双线对照，《长恨歌》中新旧两个时代共存于上海；
或是设置对照人物，如《我爱比尔》以马丁和比尔为对照人物，从而展开了从具象的现实世界到抽象的观念世界的全方位对比；
《香港的情与爱》以逢佳和老魏为对照人物，展现了他们之间由最初的钱色交易到最终的惺惺相惜的关系变化。在不断地对照实践中，王安忆“充满了怀疑、焦虑和渴望寻找确定性而不可得的焦灼”[12]，于是开始试图寻找新的确定性。

《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对照实践的进一步尝试，她在小说中主要设置了四组对照项，以寻找生活与人物之间互补的确定性，小说中的对照平衡性强烈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维度上。同时，王安忆更加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她将舞台大大扩展，地域跨度从上海到东北、从江浙一带乃至到美国的法拉盛。此外，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竭力回避诸多现实因素，有意地抹去具体的社会历史变迁的痕迹，但她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却将社会因素变成前调，将政治作为经济变化、人员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展开了个体、时代与历史相互联结的大叙述。

（二）“平衡”审美的艰难追求

在创作上，王安忆自觉地与轻浮的潮流保持距离，执着地追寻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她认为：“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13]《一把刀，千个字》显现出王安忆的这种平衡创作思维，她通过对照叙事来寻求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对折中、中庸思想的内化，也是对传统中庸文化的新建构。1993年，王安忆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题为《可惜不是弄潮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下海”的看法，认为他们体现了“中国士大夫风气一扫而空”的现状，中国在一夜间从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度迈入追求财富、本能、欲望的国度，崇高的精神道德让位于富裕和繁荣。对此，王安忆呼唤“超越本能的孤独者”出现，因为“他们能看见大潮之下的潜静之流……他们生活在另一世界里，这个世界以精神的规律为主体”[14]。她将陈诚塑造为重义轻利的名厨，让他成为孤独的精神道德守护者，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一个和谐化的、不断追求平衡的“心灵世界”。

从整体上看，王安忆安排四组对照项来建构心灵世界，抵制不平衡。热烈与平静接替出现，不断显现出对日常生活新的希望；
亲近与疏离成为救赎人心的力量；
明亮与黑暗成为表现温情的背景力量；
重复出现的“旧”事物对人物产生“新”影响。王安忆以期达到人际、场景与感情的和谐，但现实的不平衡随处可见，规整的对照无法填补每一处不平衡，因而她还运用了大量互补、维持平衡的对照细节。陈思和高度评价王安忆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认为她善于通过细节推动叙事，“从细节出发向精神层面迈进，从而达到重返精神之塔”[15]。这些细节在小说中也是成对出现，比如深秋之下的凋敝与疏阔、弄堂里主仆和阶级的轮替、假身份与真姓名、福祸相依的传统观念以及阴阳相合的儒道观念。王安忆运用丰富的细节推动叙事，“挖掘和描摹各式人物的零散‘记忆”[16]，努力拓宽该小说的意义空间。

从文本中对照双方的制衡与互补来看，王安忆确实在孜孜不倦地建构和谐的心灵世界，读者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她在叙事上的干预和对中庸和谐的追求。只是当王安忆织就了庞大又细密的对照网时，反衬出的现实中的失衡比小说中所对抗的更为严重。

三、对照叙事的意义

对照叙事使《一把刀，千个字》这部小说在文本与文化意义上展现出独特的意蕴。在对照中，王安忆展现出对于传统儒道观念的追忆，并将之纳入文本逻辑与人物逻辑的生命伦理之中，使之构成现世生存的精神指引和行为导向。

（一）小说叙述内容：由线性时间到立体空间

1.延长人物一生的平衡时间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通过人物的对照排列展现出人物形象的成长变化过程，在不断变换对照角色中呈现人物的一生。她致力于为陈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寻找不同的“朋友”，他们与陈诚相互依靠。当陈诚走向“闷”的胡同时，王安忆便为他匹配小黑子、师蓓蒂、姐姐；
当陈诚显示出少年老成的特点时，王安忆便为他寻找天真、热情的鄂伦春小孩，安排夏令营、记者采访和联欢会。在王安忆看来，单纯添加新角色并非可以重新维持家庭的和谐与平衡，重要的是情谊的融入。女邻居认为陈诚的母亲已经去世，便试图和陈诚一家组建新家庭，却遭到了拒绝。陈诚母亲表面上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并未被家人遗忘。父亲与姐姐对母亲的埋怨之言代表着变相的“怀念”，他们因为女邻居试图融入的行为发生激烈争吵，原因就在于这种“怀念”遭到入侵。

在叙述陈诚的成长经历时，王安忆设置了两大母亲群体：一个是革命母亲，一个是嬢嬢、姐姐、师蓓蒂等其他女性代表的“新母亲”群体。陈诚母亲的“一生如长虹闪烁，随即为历史狂飙摧毁”[17]，这位母亲选择了历史而非家庭，很少直接参与陈诚的成长过程。“对危境的本能避险与对未知历史的无法放弃，让陈诚对母亲情感的再建显得障碍重重”[18]，但母亲对他心灵的影响并未在这种纠缠中消失，反而给予了他重构母亲的动力。王安忆在采访中说道：“我一直认为日常生活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征服抽象的、教条的、概念的东西。母亲留给孩子巨大的空洞，靠孩子在日常生活慢慢弥补。”[19]母亲的选择导致陈诚疏离的性格，他会逃离被采访的现场，会摘下“革命母亲的孩子”的帽子。所以王安忆不断安排“新母亲”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为陈诚寻找心灵的安慰和释然，延长陈诚一生中的平衡时间。

2.多层次拓宽平衡空间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运用“满与空”的理念着力拓宽平衡空间。“满”指的是围绕主要人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空”指的是在这些主要事件旁边客观存在但不被人注意的事件。“空镜头”的使用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极为经典。例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叙述主线场景时，会突然停止，将镜头转到都柏林的街头，真实描摹都柏林一天发生的事情。这种“空镜头”的使用暂停了布鲁姆为生活奔忙的脚步，放缓了原本的叙事节奏，展示出更真实的效果，借以展现人物的个人生存空间和社会生存空间。《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游戏场面就是“空镜头”的代表。嬢嬢寻找陈诚未果，在个人忍耐将要达到极限，紧张气氛充满整个场景时，王安忆借用嬢嬢的视线随意瞥到孩子们玩耍、唱童谣的场面来打断她的思绪，并让童谣歌词一同进入嬢嬢的脑海中，以此消解紧张气氛，找寻一个中和的处理方式，从而拓宽了人物的相处空间。

（二）小说主题意蕴：重构“平衡观”

单纯的对立会导致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而对照则会根据思想和艺术的要求制衡局面，追求两者并存共生，共同发展。《一把刀，千个字》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营造了精神之塔。各个对照事物、要素彼此牵制，共同建构平衡局面，展现出人物对日常生活的积极与妥协。但王安忆在表达平衡时，并没有让平衡场面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平衡与不平衡反复出现，最终聚合，这是对生活的敬重与妥协。王安忆将人物之间的矛盾简化，弱化人物与环境的冲突，竭力寻求传统的和谐与平衡，在方式与结果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庸之道与阴阳学说，拓宽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之路。

1.方式的继承与重构

儒家中庸之道“包括‘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两层含义”[20]。《一把刀，千个字》展现出来的是“过犹不及”，力求避免负面与消极，将对照组统归于“阴阳”学说的哲学命题中。

王安憶在对照叙事上首先继承了传统的人物对照方式：男性与女性的对照、朋友夫妻的对照、个体群体的对照。在历史与社会的影响下，人物的人生曲线不断以反转形式呈现出来。在具体的人物对照上，她创新运用了一种声音的补偿，以此展现家人之间新的交流方式。例如，爷爷奶奶说话，舅公基本保持沉默，此时陷入一种人与人之间无法直接交流的不平衡状态。紧接着王安忆便安排了舅公在睡眠中发出的激烈梦呓，将梦呓作为对白天交流的间接回应。家人之间起初一方是诉说者，另一方是沉默者，之后双方转换身份。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交流方式达到了平衡，但实质仍是不平衡的。首先，交流沟通的对象不一致。舅公在“睡梦中确有许多话要说”，但只有陈诚听到了，爷爷奶奶并未听到；
其次，沟通语言是梦呓。呓语是不清不楚的，不仅陈诚听不懂，舅公本人也更无从解释。这种补偿式的交流方式维持了人物表面上的平衡。

其次，王安忆创新运用热烈与平静对照、明暗光影对照和重复理论对照来追求平衡。不论是设置对照组，还是空镜头和细节的添加和插入，都讲究整体上的和谐。她通过对照叙事，避免小说陷入日常琐碎的平淡无聊，也避免小说沉浸于历史洪流的宏大空虚。但中庸之道很难掌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会偏离中庸，亦即“过”或“不及”，也可称之为“极”。“中庸”与“极”相对立而存在，相矛盾而互显。王安忆为了获得和确证中庸，没有用“二元对立”式消除“极”的存在，而是通过“对照”式的兼容与尊重实现中庸，达到了叙事平衡。

2.结果上的平衡与不平衡

现实中的秩序有一定的合理性，王安忆选择让现实服务于文本。她在文本中虚构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并通过对照叙事找到了一个不变的立足点——平衡和它的对立面——不平衡，这两个相反的世界观互为参照，内化在小说的文本中。从结果上看，《一把刀，千个字》中平衡的达到并非消灭了不平衡，而是将对照双方相互转换、互相渗透，改变其生长的空间。明暗不再呈现出对立的特点，而是互为依托，以此延长小说场景的使用寿命；
人物并不直面矛盾，也不试图解决矛盾，通过“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彼此制约，达到中和之美，使得平衡成为不平衡的确证。

王安忆以简练的笔墨，挖掘出日常式对照组中不同寻常的意义，拓展了小说层次的宽广度和深厚度。她立足于主体意识和生存传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使通常被忽视、被遮蔽的真相从芜杂的故事迷雾中显现出来，淋漓尽致地呈现生活及命运的不同可能性。

四、结 语

当从对照叙事的角度来解读《一把刀，千个字》时，读者可以从小说中的对照气氛、人物“距离”、明暗意义以及灵活的叙事节奏上，探寻到王安忆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生命形式——平衡。她既对日常生活十分爱惜，将其体现在人物性格和社会情态中，又从人性的灵魂深处洞察被庸常生活所累的人们难以发现的精神困境，揭示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真正和解的艰难。这是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博弈，也是王安忆对儒道平衡文化的认同与重构。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2022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重构研究”（SLGYCX22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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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2.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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