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范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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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读后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调寄《临江仙》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小说。不过比起这些，人们最熟悉的应当是它“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历史地位。我在小时候就曾读过《三国》，不过那时只是囫囵吞枣，光顾了看群雄逐鹿的热闹场面，对那些具体人物只有模糊的刻板印象。如刘备宽厚爱人，诸葛亮智谋无双，曹操奸诈狡猾，关羽义薄云天等等。如今回头再看一遍《三国》，却发现罗贯中先生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煞费苦心。每个出场人物都既有闪光点也有缺陷，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完全的。所以在本文中，我会以刘备形象为例，展现《三国》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鲁迅先生对《三国》中刘备和诸葛亮的评价。而在《三国》中刘备之“近伪”确有其实。刘备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作为“明君”来描述的形象。他从多方面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誓词，这既是他们的政治抱负，也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宽厚爱民，深得人心”便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势力领袖的标志。在他第一次担任县尉时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后任平原相，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在陶谦临终，相让徐州时，刘备固辞，百姓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也”。第四十回，曹操率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刘备不得已转投襄阳，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都表现了刘备宽厚爱人，深受百姓爱戴形象。同时刘备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对徐庶，诸葛亮，赵云等人的敬重和信任都流传后世，让人感动不已。无论是第三十六回“吾欲尽伐此处树木”“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还是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茅庐”或是第四十回“摔阿斗”都显示了刘备敬才爱才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刘备日后收服大批帅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刘备真的只有“仁德”的一面吗？我看不竟然。作者在《演义》里其实也埋下了线索，从多方面告诉我们刘备并非圣人。若刘备只有仁德这一面，那么最后定会落得如刘璋一般下场，将几代基业拱手让人，怎还能成就三分天下？比起“仁君”这一评价，“枭雄”二字或许更符合刘备的真实形象。第二十一回，刘备与曹操煮酒论英雄，当问及当今天下谁为英雄，曹操笑答：“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惊而落著，却以雷霆之威为由，将闻言失著缘故轻轻掩饰过了，从而打消了曹操的疑虑。此处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刘备的另一面，即长于权谋又喜怒不行于色，城府深厚。在四十一回中，到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呼：“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贼”。刘备却因见魏延和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就这样，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携老扶幼，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携带大量民众撤离，显然不利于躲避曹军追击，大大违背了“兵贵神速”的行军原则。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众将所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却在道义上站到了制高点，使人人得知刘备乃仁义之士。但仔细想想，刘备所做的一切真的能算的上是“仁义”吗？倘使刘备早下决断，在刘表临终托付时欣然接受，代理荆州，那么还会有“携民南行”这一悲剧发生吗？再退一步讲，若魏延开城门时刘备能入主襄阳，以襄阳为根据地抗击曹操，即使失败也会比“携民南行”的损失小很多。“携民南行”使刘备在道义上赢得了极大的胜利。可代价是什么呢？“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二县百姓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中箭着枪、抛男弃女而走者，不计其数”刘备自以为携民而走是“仁”，但最后却让这些苦苦跟随的百姓沦为了曹军枪下鬼，马下尸。所活者十不存一。此处也能看出刘备“妇人之仁”的局限性，暗含了对刘备缺乏大局观的批判。但从后文听取庞统谏言得益州来看，刘备对仁的认识是在军旅生活中不断成熟的。由“妇人之仁”最后变为了统筹大局，兼顾民生与政治利益的“王者之仁”。体现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的成长，更加生动立体。 “仁德爱民”对刘备来说，比起最终目的更像是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手段。这一点在六十二回中也有所显露。得了涪关后，刘备劳军设宴，醉后问庞统“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回答：“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大怒：“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可见刘备城府之深，虽然有“仁义”之形象，也做出了“仁德”之举，但在此同时刘备也把“仁义”作为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手段，并非刻板死守。可以爱民，可以敬贤，但乱世之中唯有强者方能存活。施行仁义得前提是有强大得军事和政治实力作保障。所以刘备以“仁义”为旗，一半出自真心实意，一半出自政治利益，也无可厚非。多方面的描写，使刘备从“仁德明君”的刻板形象转变为了“宽厚爱人，同时长于权谋”有优有劣，是明君也是枭雄的复杂形象。使刘备这一人物更加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