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的读后感第1篇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南渡北归读后感必备6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此书共有三本,分别是南渡-北归-离别,越读到后面越沉重,它呈现了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在剧烈的历史变迁中的结局。处处引证、各处搜罗,相对真实地还原了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等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大师们感伤的命运。
读第一本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中华民国初年学风极盛,海龟众多,大师辈出,办学恪守学术之自由独立之精神,学术研究蔚然成风,真可谓人才济济,但随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大师们只得叹声无奈地踏上那悲壮而浩大的南渡之旅。在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教学环境下,依然激情四射地给学生们讲课,连“跑警报”跑的都很浪漫,苦难让师生们变得更加坚韧,让中华文明的血脉得以延续,并相继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而对比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这么好的学习条件,生活衣食无忧,却少有大师们的成就,真是要感到惭愧啊!
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终于赢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以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内战爆发,大师们的命途依旧多厄,又需做出一次无奈地人生抉择,忍痛别离,自此天各一方,海峡两岸遥遥相望,命运从此不同。
最后一部离别,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百废待兴需重建,而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则需要迎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性的贪婪展现的是和战争一样的残暴,让我们在运动中送走一位位大师;
而在台湾的傅斯年、梅贻崎、胡适等也纷纷驾鹤西去,相继离别。
大师们虽已远去,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是永存的,面对国难、国乱,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力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守信仰,无问东西。
《南渡北归》最后一册终于看完了,不简单地说两句。
持续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别国在发展,我们在打仗,而且还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都不少。有实力的国家在全世界抢占地盘,发动战争,中国很被动,画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为民族独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一下主战场淞沪会战、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就觉得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正确评价。
战争年代牺牲的人很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实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牺牲就太令人难受了,毕竟每个个体是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那种感觉很破碎。
写出这种打打杀杀的文字,此刻感觉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岁,据说上学时经常被组织起来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有各种大字报,总之就是学生该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超级、无敌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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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来自书中的故事,有一帮小鬼逮不着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坟给炸了,我天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还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让人生理不适。那样一个群体作妖的时代,拿着鸡毛当令箭,人性如此之恶,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觉得知识多了是一种烦恼,不如神经大条,头脑简单,更容易开心快乐。
故事二:
主人公B,湾湾人,56岁。一次,有位姑娘见洗手间需要排队,随口对朋友说了一句“没坑儿了”。我们看来,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别扭,也还好,可在这位湾湾人听来,绝对不是还好,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她觉得年轻女孩子应该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义愤填膺地和我理论了半个钟头。第一次和湾湾人聊女孩子该怎么说话的问题,感觉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双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说的人认为很正常,听的人觉得太随意,都没有错,真正遇到了,就理解万岁吧。
不过,我确实希望将来的女儿是一个Young Lady(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闺女啊~( ̄▽ ̄~)~
人物群像:
书中的大师不愧是大师,确实异于常人。
读完他们的故事,就感觉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环境下,呕心沥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不知所踪、或毁坏殆尽。也能够更加长寿,还能培养出特别多优秀的人才,大师的精神也会传承下去,会涌现更多的大师。
所以说战争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损失,还有特别多隐形的东西。大师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再无大师好可惜,社会整体氛围倒退岂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归》是一本描绘大师的佳作,虽然在我看来,许多大师的风骨并没有表现得太淋漓尽致,是零散、琐屑的片段构成了一个个大师的剪影。梁启超,只是众多大师中的一位,但对我个人而言,他是主角。
梁启超的一生,似乎都在与变革、混乱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他在慌乱中逃亡,在变革中崛起,他曾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过程中,梁启超创造了一个新词:中华民族。他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七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词。他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乡土观念浓厚,但毫无国家意识,只知道服从权威和统治者,不知服从国家和主义。他在那些举国困苦的年代,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而担忧,他一面主张引进西学,一面主张中国人要学会创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梁启超拿起文学的笔,书写下了他的新思想。岁月的流年带走的是他青涩的无知和淡淡的无奈,陨落的梦想是凋落的栀子花,芳华犹在,悠悠地飘落,跃然于脑海的信念是青春最美好的记忆,在成长中沉淀却不消逝。记录下的缱绻是生命中悠长的河。少年的梦想在风中实现。
大时代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
穆旦说:“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但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那些学者们只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南渡北归”的含义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等,随着内战爆发,带着自己的个人理想和抱负,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长眠台湾,死后倍受哀荣。而陈寅恪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归故土,但仓皇张望时,却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凄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悲叹。这不仅是大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抉择,也是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缩影:有的人选择了逃离,有的人选择抗争,有的人选择固守不动,有的人选择投靠他人《南渡北归》用学者们的选择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中每个普通人的抉择,知识分子精英的变迁只是那个年代中一个小的倒影,而南渡的远远不止知识分子精英,南渡的还有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财富,那些大人物的远去,不仅仅是个人的远去,也是一个时代的远去。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每个人在读完这本书后,都会为此感叹和扼腕,但是,我们何必为了已经远去的大师在独自叹息呢?大师真正的魅力不再于让我们为之感叹,而在于很多年后,当他们远去,却能把那坚定的足迹留给后人。他们在面对国破家亡时毅然投入救亡图存的潮流中,且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保住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拥有强烈的自强精神。而现在,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却每天在面对着他们辛苦扞卫的中华文化时抱怨,没有了当初的力量与激情,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还是时代糟蹋了我们?
一本书的好,不再于别人对他的评价,而在于它对我们心灵的升华。
《南渡北归》一共三部《南渡》、《北归》、《伤别离》,将近60万字,假期只是草草浏览了一遍,却着实遇到了诸多困难,知识盲区太多,导致阅读时障碍重重。读书少了,真的连书都读不懂了。
本书主要讲了民国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到后来的抗日胜利,一群大学教授和学生们拼死保护文物南下到后来北上的故事。将这些大师们戏剧性的经历展现于眼前,陪着他们一起经历了这漫长而又短暂的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铭记的更多是冲锋陷阵的大英雄们,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用别样的方式在同敌人抗争着,在用生命维护着国家的文化和尊严,他们同样是时代的英雄,他们就是岳南笔下的大师们。
北平沦陷,日军进城,在这局势异常严峻之际,郑天挺——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大家都忙着逃离这危城,他,仍然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甚至自掏腰包,向经济困难的滞校生发款,想法设法帮助他们离开。
炮火连天,人心惶恐,郑天挺一直坚守到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危难面前,民族大义,人格尊卑,诠释的漓淋尽致。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时,众人忙着逃离的北平城清华大学教授赵忠尧却偷偷潜回来,冒着生命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取出那50毫克极其珍贵的放射性镭。之后昼夜前行,风餐露宿,用一个咸菜罐子让那珍贵的“物资”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枪林弹雨又如何,只要祖国有需要,一样舍身逆行。
1926年初,梁启超身染重疾,此时西医才刚刚进入中国,笃信科学的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坚持去最好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力排众议后却没能像电视剧中一样出现剧情反转,在手术中,因为医生失误将其好的肾割除而留下坏的。若无这次失误,也许这时代的巨星也不会那么快陨落。得知真相的梁任公不仅没追究医院责任,反而发声力挺西医。
在他看来,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维护西医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
他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痛苦,甚至用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他笃信的科学。
国家的灾难兴亡,民族的悲壮兴衰,除了他们,还有吴宓、李济、傅斯年、梁思成、陈寅恪、罗家伦等等数不尽的大师们,在这悲壮的历史长河中用生命在起舞。
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中国风骨?这些大师们给的就是答案。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确实,他们的信仰、追求,他们的气节、风骨是难以超越的!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通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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