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问题探析

王佳琪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化”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在史学研究领域内，学者们也开始转变思维方式，尝试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近现代史。这种新的解读方式将我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视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这与过去将我国近现代史单纯视为革命历史的观点产生了分歧，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争论。当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究竟是一段充满革新、变革和斗争的“革命史”，还是一段打破陈规、开放视野、逐渐与西方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史”。如果我们必须在“革命史”和“现代化史”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应该是“革命史中蕴含着现代化的元素”，还是“现代化史中伴随着一些革命性的变革”？

“范式”是一个源自科学哲学的概念。它从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由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和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行了系统阐述。库恩认为，“范式”代表着某一科学领域的共同体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基本共识与承诺。这些共识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使相关问题能够被有组织地解释、回答和研究。

库恩特别强调了科学的具体性和实践性。在他看来，“范式”不仅为科学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科学研究学术传统，而且是推动科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团结合作、共同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形成合力，推动科学认识的深入发展。同时，这一传统也为后续的科学研究、领域拓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映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研究视角和方法论选择。

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时，发现有些东西不适用于或无法被归纳进这一学术传统当中，属于非常规状况，即所谓“反常”。当非常规“反常”状况的数量和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时，科学领域可能会面临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新的学术传统，即新的“范式”，便有可能应运而生，从而引发科学革命[1]。这种科学革命的过程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原有的生产关系可能会逐渐变得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求。这时，我们就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或变革，以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的优化和变革，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更为高效和先进的“自主活动形式”，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更全面和自由的发展[2]。

回到“范式”的讨论上来，尽管库恩的理论主要聚焦于自然科学领域，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相似，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过程。在人文社科研究中，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都会受到理论渊源、实践经验和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社会科学理论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和创新，以吸收新的思想和观点，摒弃过时的和错误的理论元素。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两种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基本观点、研究规范及理论模式。持不同范式的学者，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理解自然也有所差异。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史范式”在20世纪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观点[3]。此范式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过程为主线，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基本理论，为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经济建设与发展倾斜。这一转变，加之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单一视角的研究存在局限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中西方史学理论的深度融合，“现代化”这一概念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们开始尝试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研究历史。这无疑与“革命史范式”在近代史分期、主线等方面的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石，旨在构建一个包容并蓄、不排斥革命的分析框架。它通过现代化生产力、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等多重维度，为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解读。这种新视角的引入，不仅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拓宽了研究视野，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范式尚处于初创阶段，其理论体系尚待完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理论研究，并补充实践材料，以期为该范式的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是否存在与自然科学领域类似的“范式”转换现象呢？如果存在这样的转换，它对史学研究又具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在解读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史范式”时指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二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迭代或转换关系，更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重叠关系。杨教授认为，在历史学中，可能原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话语体系中的“范式”转换一说[1]。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发展往往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这与自然科学领域可以通过严密推理和实验来完全颠覆旧有理论体系并建立新的逻辑框架有所不同。

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转换多受客观因素影响，而人文社科领域的“范式”转换则更多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旧有理论的否定也往往是辩证的。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牛顿古典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而非全盘否定。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的例子更为常见。

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在传入中国后，被寻求社会进步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进行了变革，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在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成就后，中国将市场经济发展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中，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继承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先后有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理论解读体系来诠释同一历史时期。因此，深入探讨这两种范式的异同点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相继涌现的两种理论诠释框架，但它们同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并且都是针对同一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史进行探究的。因此，在学术理论基础上，它们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3]。

首先，“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研究的都是中国的近代时期，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历史事实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时期，即1840年至1949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更改的客观性[4]。明代末期，由于在手工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和劳资关系，一些人以较少的资本赚取财富[5]。在农业领域，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推广经济作物、改良农业生产工具等措施，要求精细耕作，保护了传统的农业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6]。虽然明代末期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建独裁体制的政治腐败、民众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缺乏活力，以及政策上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因素，导致手工业发展受阻，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也停滞不前。这种“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状况，使中国仍然深陷于封建社会的泥沼之中。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我国被迫卷入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7]。

鸦片战争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我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相比。从1860年至1890年，洋务运动通过改良器物和创办工厂，激活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运动不仅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而且促进了我国思想的进一步解放[8]。尽管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仍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甲午战争带来的悲剧性灾难使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陷入更深的危机。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强大的军舰大炮，并不足以抵御外部侵略。不触动封建体制的“师夷长技”并不能真正“制夷”，也无法使国家真正强大。因此，人们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决心从国家层面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进步知识分子及各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普遍选择了君主立宪政体作为改革的方向[9]。同时，他们也在经济上借鉴西方，主张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实现国家富裕。此外，他们还首次引入和介绍了西方法律体系[10]。然而，这场变法运动仅持续了百日有余。由于改革派权力和权威的不足，变法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既得利益者因利益受损而阻挠变法，社会根基和群众基础也不够广泛。一个卓有成效的改革需要大规模的支持者队伍，最好能得到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同支持。但很显然，这场变法运动并未能获得足够支持[11]。因此，改革派在遭遇镇压时显得非常被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辛亥革命终结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挽救民族危亡的新起点，同时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阶级阶层的转变，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12]。

其次，在学术理论基础上，二者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3]。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驱动力是导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演变，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间存在着相互博弈。同时，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在阶层化的社会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强调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宰。“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均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尽管两者有共通之处，但作为两种不同的史学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自然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对史学本体论的理解以及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上。

首先，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两种范式存在不同观点。“革命史范式”主张人类社会应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在这一范式下，中国近代社会被视为由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同时，“革命史范式”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可以是逐步的，也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相对而言，“现代化范式”则主张以社会生产力为标尺来划分社会形态，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其次，在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上，“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也存在分歧。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人们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革命史范式”在此强调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并指出如果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单纯强调阶级斗争，那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现代化范式”则对单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史究竟是一段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还是一段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以革命史为主线并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爆发了一些革命？

我们先要探讨的是，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革命的历史还是一段现代化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都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都不否认另一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彼此都为对方的观点留有一定的空间。

“革命史范式”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革命的历史。世界上的资源客观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性质、状态、位置等的变化，但其总量是固定的。然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需要在不断增长。这导致了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需求及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13]。从清朝末年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近代中国要坚决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逐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这是一个不断发起革命和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流血和牺牲的过程，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尝试、逐渐探索、披荆斩棘、历经坎坷与沧桑的过程。

“现代化范式”则更加强调这一段历史中的现代化进程。在林则徐之后，魏源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的前沿科技，推动新式海军的组建，改革经济制度[14]。然而，甲午中日海战的惨败，使民族危机愈演愈烈，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仅仅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仅仅关注“器物”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认识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相较于西方已落后，开始倡导变法。但遗憾的是，变法在短短百日内便宣告失败。此后，我国又经历了辛亥革命、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纵观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封建、闭塞和落后的局面，持续地向西方学习，并坚持不懈地进行现代化探索。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屡屡受挫，但现代化的步伐从未停歇。

接下来，这段历史时期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它究竟是以革命为主线并蕴含着现代化的进程，还是在推进现代化的途中催生了一系列革命？

不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的观点持有者，都不反对从对方的角度研究历史。毕竟，“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她复杂多变，能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使读者能对同一历史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革命史范式”认为，若将近代历史主要解读为现代化进程，或过分偏向现代化而忽视革命，便是对历史真实情况的割裂。近代中国无疑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是其根本基调。若以“现代化”为核心视角来构建历史解读的基本框架，虽然可能带来研究的创新，但也可能极大程度地扭曲历史原貌，改变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和情感倾向，从而导致对历史的歪曲理解，不利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现代化范式”并不否认革命史观的观点及其取得的成就，但是它认为只从一个范式去研究历史不够全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传统的规范和模式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认识和发展，对于研究问题的探索也已经较为深入，但是传统范式忽略的地方常被忽视，与传统模式之间有分歧的地方常被排斥和抵触。我们若过于重视革命，则有可能忽视近代史中一些历史事件客观上起到的现代化的作用。单一的研究视角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自古以来发起革命的多是农民，近代以来也多是农民民主革命，因此，我们可能误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认作农民。显然，这是不对的。哪怕是以失败告终的革命，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近代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生活习俗上等方面现代化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均为史学研究的理论规范和研究模式。它们代表着对不同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不同解读，并源自不同的时代背景。这两种范式相互补充，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有效地扩展了史学理论的广度与深度。此外，这两种范式间的学术探讨也持续激发出新的理论观点，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犹如明灯照亮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隅。

对于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绝不仅限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无论倾向于哪一种理论范式，其本质都是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当我们拥有更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时，对事物的认知也会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历史的深刻和全面认识，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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